郭味蕖美术馆怎么样
郭味蕖是潍坊人，我国知名画家、美术理论家和教育家。早年在上海美专攻读西画，后在故宫学习国画，主攻花鸟和山水。解放后任教于中央美院。美术馆两层，一层为临时展厅，当时正举办晏济元画展，一层还有画室、画廊和接待厅。二楼为郭老常年展厅，展出郭老书法、油画和国画作品，其中油画大多为上世纪30年代的。同时将郭老的美术理论研究用展板展示，如“写意花鸟画的继承与革新”等。学贯中西，教学相长，使得潍坊又出了一代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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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
陶渊明（352或365或372或376—427），东晋人,字元亮，名潜,世称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著名诗人。
陶渊明出身于落魄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1、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2、咏怀诗 以《杂诗》12首，《读山海经》13首为代表。《杂诗》12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13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10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3、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我们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它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豪迈宣言，陶渊明以诗心慧眼来透视生活，用生花妙笔来点化景物，通过无拘无束的乡间生活的再现和云淡风清、明净如洗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展示了诗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也反映出诗人厌恶官场、远离世俗的孤傲之态。人们谈论《归去来兮辞》习惯于称道陶渊明的田园之乐和隐逸之欢，而忽视了潜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悲凉。我在研读文本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诗人抒写欢快喜乐的同时，总是有意无意地使用一些容易引发人们联想到他的酸心隐痛的词句，揣摩、品味这些词句的深层内涵，我觉得，《归去来兮辞》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篇吐露隐痛，舒展苦闷的心灵悲歌。下面结合文章内容对此稍作分析。
（一）、心为形役之悲。文章第一段交待诗人归隐的原因和决心。陶渊明是晋安帝义熙元年归隐的。关于归隐的原因，《宋书•陶潜传》说是“郡遣督邮至县，吏自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这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陶渊明自己说的，则与此略有不同。他在《归去来兮辞》小序中说是“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 缸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在亲友劝告下，“脱然有怀”，入于仕途，求得彭泽县令一职。但未过多久，便“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但他仍打算做一年官再“敛裳宵逝”。恰恰这时，他的一位妹妹去世，他也就“自免去职”，写了这篇《归去来兮辞》。不管是他传还是自序，都不难看出，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真正原因是“心为形役”，即心志被形体役使，做了许多违心悖情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想做的却不能做，不想做的却又不能不做。结合《宋书》和小序来分析，“心为形役”含义有二：一是诗人为口腹之计，羁身宦海，折腰事人，寄人篱下，仰人鼻息，遭遇了冷眼和歧视，深感屈辱和厌倦。二是诗人质性自然，与俗相违，矫厉不得，不容于世。逆情悖性，违心违己，在诗人看来是玷污心性，扭曲灵魂，因而深感惭愧，惆怅悲伤。一旦醒悟，便觉得“往者不可谏”而“来者犹可追”；觉得“迷途未远”，“今是而昨非”，因而决计弃官归田。这中间固然有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的庆幸，更有陷身官场、铸成大错的沉痛。大梦初醒、了然彻悟的“归田”宣言中更有痛彻心肺、追悔莫及的自责自悔。
（二）、居家涉园之痛。文章第二段直写自己想象中的归途情景和归隐后闲适自在的家园生活，这中间，有“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焦急迫切，也有终于冲破“尘网”、挣脱“樊篱”的欢欣鼓舞；有久别重逢、安享天伦的欢畅喜悦，也有闲庭信步、触目成趣的宁静安逸；有饮酒寄傲、与世隔绝的孤高自许，也有策杖流憩、矫首遐观的自然情趣。总之，一句话，宁静淡泊的日常生活，温馨朴实的家乡亲情和清新素雅的自然景观令诗人留连忘返，沉醉不醒。我们品读文章，也会感同身受，灵犀相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自然段中也出现了一些刺人眼目、动人心魄的词句，逼人沉思，耐人寻味。“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写蓝天白云，高蹈尘外，任意东西，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无心”喻指白云飘浮不定，了无心机，自自然然，顺顺当当。写山林飞鸟，朝出暮归，远近觅食，行于当行，止于所止。“厌倦”暗示飞鸟奔波劳碌，归林投巢，安于静谧，自得其乐。无论是白云还是归鸟，它们都自由自在，无忧无虑，逍遥闲适，生意盎然，这实际上反衬出诗人沦落尘网，陷身官场，与世沉浮，受人羁绊的不自由不自在，这份扭曲心灵，压抑性情，失去自由而又无可奈何的痛苦是深刻的，也是沉重的，只是不易觉察罢了。诗人在另一首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写道：“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也表达了相同的感受。“景蘙蘙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写夕阳晚照，光景暗淡，渲染悲凉情怀；写苍松兀立，孤独无靠，更隐喻诗人孤高傲世、形景相吊的落寞和悲怆。一个人孤独到象李白看山一样，“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其内心的寂寞、痛楚是可想而知的，真可谓“知音世所稀，抚松独徘徊”啊！“引壶觞以自酌”流露出诗人自酌自斟，无以为伴的孤独和苦闷。“倚南窗以寄傲”颇有几分出尘傲世，孤愤不平之意。“门虽设而常关”更是直截了当地揭示出诗人与世隔绝，独立自足的清高和冷寂。这些文句，貌似逍遥闲谈，实则忧愤满怀，我们读到了陶渊明隐隐作痛的心。
（三）、交往出游之忧。文章第三段描写陶渊明的田园之乐。纵读诗文，我们不难体会诗人身体力行、躬耕陇亩的舒心惬意，游山玩水、搜奇览胜的幽雅闲适和琴书相伴、情话相谈的融洽欢快，不过，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些文字全是“欢乐其表，忧痛其里”的曲折暗示。先说诗人的交往对象。亲戚农人，诗人可以和他们“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谈天说地，家长里短，有远离官场的淡泊，有共享亲情的温馨，可是，诗人心性高洁，与世相违，风流雅致、高标独步，这远不是一般凡夫俗子、市井小民所能理解、所能认同的，和乐欢悦的交谈之中饱含世无知音的隐忧。文中“乐琴书以消忧”无疑又暗示了一点，只有诗书琴韵才可以寓情传志，消悉解忧，而一般的“亲戚”、“农人”则只可形交，不可神往。再说诗人的出游方式。“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径丘。”孤舟独往，自娱自乐，有时探寻幽深曲折的沟壑，有时翻越崎岖不平的山丘，瑰怪之观，人迹罕至，诗人情有独钟，乐而忘返，这又何尝不是景示诗人隐而不发、深藏不露的遗世情怀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诗人就是一位遗弃世人也被世人遗弃的山林隐士。特立独行，遗世独立，诗人是自由的，也是痛苦的。最后看看诗人的所见所感。“木欣欣以向荣，泉消消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看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景象，诗人不是欢欣鼓舞，诗性大发，而是悲愁叹老，自伤自悼，这份敏感与哀伤决不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偶尔一泻，绝对是诗人久积于心，郁闷难展的苦痛隐忧的自然流露。一个年迈体衰、生命苦短的诗人，面对欣欣向荣的大好春光，除了喟叹，还能有什么呢？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诗人貌似平和欢乐的田园生活之下，其实充满更多的世无知音的苦痛、遗世独立的绝望和生命流逝的无奈，我们读陶文，切不可乐而忘忧啊。
（四）委心乘化之愤。文章第四段卒章显志，抒发诗人委心乘化，乐天安命的情志。我们固然强化了对诗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返朴归真，守节养性的人生理念的理解，不过，强烈的感叹和接二连三的反问又使我们分明意识到诗人去留难定、取舍难决的矛盾和苦闷。“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感叹人生苦短，余生不多，强调委心任运，顺其自然，其实是表达去留难定，心力不及的无奈和痛苦。“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否定了忧心忡忡，心神不定的犹豫不决，其实正暗示出平日里心有所求，志有所得的煎熬难耐。“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说自己乐天安命，坚信不疑，正折射出何去何从、取舍难定的怀疑和忧虑。“聊”是姑且、暂时之意，是不是也暗示出诗人这种选择也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呢？事实上，归隐田园之后的陶渊明并不能够做到真正的归隐，因为他总有不忘尘世，感时伤怀的时候。“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写自己醉情山水，逍遥自在，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谴责和抗议，陶渊明既不想迷恋世俗以获取功名富贵，又不屑逃脱人世去飞临仙境，为了保持纯真质朴的天性，他只好到自然山水中去寻求心灵的解脱和情感的寄托了。这些文句，字里行间我们都能感觉到诗人否定官场，抗争世俗的孤愤和绝决。
综上所述，我认为《归去来兮辞》是一篇孤愤难平、忧乐相生的心灵之歌，有诗人返朴归真、颐养天年的自足自安，也有时光易逝、人生苦短的悲愁苦叹；有纵浪大化、逍遥浮世的自由自在，也有误入官场、心性扭曲的懊悔痛心；有家人团聚、琴书相伴的宁静淡泊，也有世乏知音、心曲难诉的郁闷孤寂……一句话，诚如清代诗人龚自珍说的“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己亥杂诗》），品读陶文，沉浸在山水田园之中，切不可忽略了诗人的隐痛衷曲。
陶渊明现存文章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共计12篇。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来说，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76年的生命历程，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陶渊明去世后，他的至交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下《陶征土诔》，给了他一个“靖节”的谥号。颜延之在诔文中褒扬了陶渊明一生的品格和气节，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却没有充分肯定，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几十年里，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
梁朝的昭明太子肖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爱不释手。肖统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陶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专集的第一部，意义十分重大。肖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
南朝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虽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但他的诗文作品，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到了隋唐时期，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对陶渊明的评价越来越高。
初唐王绩是位田园诗人，他像陶渊明一样，多次退隐田园，以琴酒自娱。其蹲砗蟆肥�溃?nbsp;
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
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
唐朝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
赏读《高土传》，最佳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李白那种“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引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写道：
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
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中唐诗人白居易，非常敬仰陶渊明的为人。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离陶渊明的家乡浔阳很近。曾去拜访陶渊明的故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这首诗。诗中先用“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腥”，颂扬陶渊明高尚的人格，最后写到：
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
不见篱下菊，空余墟里烟。
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
每逢陶姓人，使我心依然。
白居易在《效陶潜体十六首》。其中写到：
先生去我久，纸墨有遗文。
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
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
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嗜酒的共性，这与陶渊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这首诗就说得很明白：“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到了北宋，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确定。欧阳修盛赞《归去来兮辞》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欧阳修还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北宋王安石曾说过，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诗人以来无此句者。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矣”。
苏东坡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东坡把陶诗放在李白、杜甫之上，有失公允。但他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概括陶诗的艺术风格，还是很准确的。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当成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晚年在《与苏辙书》中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
“居高声自远”，由于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在北宋文坛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极力推崇陶渊明，对进一步确定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把陶渊明引为知己。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辛弃疾留下的词作626首，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有60首，几乎每10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辛弃疾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
元朝、明朝和清朝，直至现代，沿袭了两宋对陶渊明的崇高评价。
陶渊明的不朽诗篇，陶渊明的伟大人品，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等几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陶渊明的诗文，重在抒情和言志。他的语言，看似质朴，实则奇丽。在平淡醇美的诗句中，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是田园诗的精品或极品。其中《少五适俗韵》，曾编在中学生的语文课本中。诗的抒情沁人心脾；诗的写景，豁人耳目。读过后叫人终生难忘。什么时候读，都是一种美的享受。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桃花源记》
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伟大的陶渊明，他的诗文，将与日月同辉，照耀着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
陶渊明的有关诗词：
1. 咏贫士 其七（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2. 饮酒 十九（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3. 拟挽歌辞 其二（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4. 归鸟 其四（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5. 饮酒 其九（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6. 杂诗 其三（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7.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其二（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8. 命子 其九（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9. 饮酒 其八（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10. 劝农 其三（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11. 停云 其三（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12.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13. 和郭主簿 其一（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14. 读《山海经》 其二（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15. 饮酒 其十（作者：
后人想要知道商朝之前的史实,最科学的方法是什么?
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主要是在商朝之时有甲骨文，通过甲骨文的文字记载，以及中国汉字六种造字法推及而来，在甲古文中有很多是关于占卜以及战事记载的，在这些占卜记载中哟偶很多远古传说的，由这些可以推及到一些商朝前期的历史。
另外，商朝以前的中国原始社会的一些历史状况，主要是通过考古挖掘后，对历史遗址的分析，尤其是对人物化石的碳12和碳14（不好意思，对理科知识有些欠缺，具体怎么勘测本人也不清楚）的分析来勘测出年代和生活环境，由此来给商朝以前的社会状况来定性。比如说，北京人以及遗址是由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和美国、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发现的，并与1927年起进行发掘。
还有一些是通过中国的古书，不如说《尚书》记载而来。当然还有各位同仁所说的野史以及结绳记事和民间流传，但这些由于时间久远对今天历史研究的影响都比较小了。
实际上关于商朝以前的历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的历史状况，在史学界存在很多的分歧，很多观点并不是定论，而在历史教学过程之中，教材和老师所讲的大多采用的是比较普遍的观点，也就是大多数人都接受的一种观点，实际上还是有其他观点存在的。关于原始社会的历史，现在中国史学家和世界史学家的观点也有很多地方没有大道一致，在高中就没有给大家介绍。然而在大学，实际上是各种观点大家在图书馆都可以看到的。
所以，如果你是高中生，学好现在能够接触到的历史知识点就够了，好好努力加油啊
郭味蕖的人物评价
古人读书皆有记录，等身著作，无非日积月累而成。王伯厚《困学纪闻》，顾宁人《日知录》，莫不朝斯夕斯，丹黄涂乙，取精用宏，卓然成家。知人论世，尤为读书之要。味蕖学兄，博览群书，旁搜艺事，出其平生所辑《朱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见视，纲举目张，皆能有条不紊。足徵劬学嗜古，钜细不遗。荀卿有言：‘其为人也多暇，其出人也不远。’抗心贤哲，度越寻常，余于是编有厚望焉。——黄宾虹为郭味蕖著《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所撰序言郭君对于中国遗产问题已有著作多种，所涉颇广泛，倘给予机会集中精力为之，当有成就。——徐悲鸿院长为郭味蕖《中央美术学院聘任核定表》所写推荐意见味蕖画笔工矣，予九十二岁得获观三复。——齐白石题郭味蕖画《三友图》开图草里惊蛇乱，下笔阶前扫叶忙。——齐白石为郭味蕖写的对联郭味蕖君，精研六法，山水花卉，力追明清各家，极有神似处。君状貌奇伟，美须髯，精于篆刻，复工书法。论画精确，颇中时习。—— 于非闇《郭味蕖北平画展评价》味蕖君，早年负笈申江，从事于西洋画，名噪一时，曾从名画家黄宾虹先生游，有青出于蓝之誉。又足遍大江南北，搜集名川为画材，因其轮廓之准确，笔墨之老练，更能体贴宋元人之维妙写生。其笔墨之挺拔，落笔之严谨毫不失古意，重峦叠障，清溪飞瀑，一笔一划，一草一木，均不虚着，于渲染更见工夫。——陶一清《郭味蕖北平画展评价》郭味蕖以毕生精力从事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历史研究和创作实践，对花鸟画的推陈出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花鸟画的创新，能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突破，关键在于我们这一代人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用新的立场观点去认识和发现自然界的生活情趣。郭味蕖在新中国诞生以后，向传统学习，向生活学习，经过艰苦实践，为花鸟画的推陈出新，作出了富有成果的探索。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有所突破。郭味蕖用了二十多年时间编写的《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以及《中国版画史略》等著作，在整理中国画遗产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写意花鸟画技法十六讲》是他艺术实践经验的总结。他的这些贡献无愧于人民对他的期望。——叶浅予《郭味蕖遗作展前言》人才难得。造就一个艺术家，要有许多条件:个人的禀赋、家庭的熏陶，环境的习染、师友的启导、传统的影响、深厚的学养、非凡的勤奋等等。对中国画家来说，岁月的积累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十年动乱中味蕖身心受到摧残，他在重病中还奋力写书作画，并整理了《写意花鸟画创作技法十六讲》、《艺话》、《疏园集》、《散翁散记》等著作。这种忠诚于艺术、为艺术奋战到最后一息的精神是多么可贵!我抚今追昔，不禁老泪纵横，感慨系之。味蕖的艺术成就，有目共睹、不待辞费；而他的为人，只有深交，才得尽知。我重其画，更重其人。正当他年富力强，艺术已臻成熟，正独辟蹊径开宗创派大有作为的时候，正当人们以期待的目光注视画家在艺术创造特别是花鸟画的推陈出新上有更大的突破和成就的时候，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画格超俗，才识过人，又正届艺术的秋熟季节，可是他没有来得及收获，就离开了他一生辛勤耕作，心血浇灌的土地，这怎能不使我们哀叹惋惜呢!味蕖和人民在一起，他投身于沸腾的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激流中，思想感情变了，笔墨技法也变了，时代特征和个人风格也更鲜明了。味蕖不愧是当代花鸟画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重要画家之一。——潘絜兹《学如耕稼到秋成》“语带烟霞从古少，学如耕稼到秋成。”（郭味蕖联语）这一楹联的内涵写出了一种人生的事业观，既表现己身，也示于人。人各有志，有志者只有在毕生辛勤的躬身耕耘中去觅取秋成。只有情操高尚，虚怀若谷又孜孜不倦上下求索的人，才能取得和尝到秋成的真谛和甘苦。味蕖毕生以画道为乐，虽在收获之时不幸遭受暴风雨的摧折，但却取得秋成。他虽然过早辞世，但其品格和业迹已为专家和广大群众所称道。味蕖的“天赋”很高，在青年时代就名满故里。他在社会生活中养成一种静观、养心不事交际，外静内秀的品格。三十年代初他在上海学习西画，从山东来讲，是最早接受和传播西画知识的人。我们曾一起组织抗日剧团，味蕖担任着导演和舞台监督,公演时曾哄动全城。潍城沦于日寇铁蹄之下，他愤然留起了长须闭门不出，以示反抗。他专心于中国绘画理论与技法的研究，并致力于山水，继而花鸟，直至诗、书、画、印齐攻并收。解放后，味蕖积极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育和社会主义的熏陶，对待中国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大胆突破了花鸟画的陈规戒律，在表现方法上开拓出一条三结合的崭新途径。由于他的天赋，和坚实的西画基础及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使他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艺术潜能，在花鸟画创新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于希宁《怀念味蕖砚长》百花齐放绘百花，如今花卉数郭家；胜似徐黄创新体，东海故里人人夸。郭味蕖故居陈列馆开幕敬贺——李桦说剑增慷慨，琢玉思坚贞。——董寿平当代名家孰与俦，毫端百卉腕底收；十年浩劫成灰烬，仍是丹青一巨头。——娄师白生当盛世正逢时，死于忧患岂其宜。两深入与三结合，先生百代仪范垂。笔底江山开生面，画里花鸟发新姿。无限深情无限爱，留与后人长相思。——潘絜兹高山安可仰，志此揖清芬。——钱绍武对郭味蕖先生的回忆对我来说是极亲切又带着苦涩的。之所以亲切是因为郭味蕖先生曾经在五十年代有好长时间在徐悲鸿纪念馆工作，我们曾经有很长时间共事，他来纪念馆工作的时候，当时就有很多著作，如《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很重要的著作都在这以前就完成了。后来中央美术学院要调他去担任花鸟画科的主任，当然，纪念馆很舍不得他走，但是为了发展他的才华，也为了培养更多的学生，我们忍痛割爱，他调到中央美院培养了很多学生，而他的艺术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王府井大街上，彼此点头，在那个时候，连话都不敢说。他没对我说任何话，但我跟他说了一句。我说：“郭味蕖先生，人民会公正地对待你。”这是我最后与他说的一句话，他点了点头。后来听说他不得已离开美术学院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患病得不到很好的医治的情况下，郁郁以终。——廖静文《郭味蕖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郭味蕖先生是位非常有成就的艺术家。他是谦虚而不自妥，自信而不自负。今天看郭味蕖先生这些成就，我就感到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传统文化多么重要。郭味蕖先生就是继承传统又有创新，又具个性方面的一个典范。名不是封出来的，是自然形成的，在60年代初期，真正懂艺术的人都能感觉到，郭味蕖先生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和达到的成就。—— 靳尚谊《郭味蕖故居陈列馆开馆座谈会发言》郭味蕖先生是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花鸟画大家，同时又是著名的美术史论家，他所著的《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中国版画史略》《写意花鸟画创作技法十六讲》是现代美术的重要文献。郭味蕖先生是中央美院中国画系花鸟画科的创建人，对花鸟画教学体系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花鸟画的教学及艺术创作中，始终致力于在传承基础上的演变和创新，其写意花鸟画既有丰厚的传统笔墨内涵，又有鲜明的时代气息，集中体现了一代国画家立志变革中国画的信念和探索印记。——潘公凯《百年足迹》讲话我认为郭先生在中国绘画史上独树一帜，是从传统中创新的杰出典范，是从生活到创作的杰出典范，也是绘画与书法结合的优秀典范。先生以雄厚的传统功力，广泛修养作为画外功、字外功，特别是史、论、文学方面的修养，西画方面的修养变为营养，保留着民族的大风格。—— 刘炳森《纪念郭味蕖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研讨会发言》中西绘画两层根基,理论与实践双轨同步,是中国近、现代许多大艺术家的共同道路。——刘曦林《郭味蕖评传》在廿世纪中国美术史上郭先生是转换文人画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和重要的影响，郭先生是非常有成就的学者型画家，他是画家兼学者，兼美术史家，又是美术教育家。他艺术修养的深度和广度，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驾驭能力和生发能力都对我们深有启发。我们研讨了郭先生与大自然之间进行精神往来的天人合一、物我之间的关系，他对美的意境的发现与表现；他清朗、刚健、淡雅、含蓄、隽永的风格，既有乡土情，又似田园诗，又具书卷气；我们看到他的作品感到如新画的一样，这不同于那个时代标语口号式的作品；他遵从了艺术规律，他史论研究与创作双轨同步的思路，他完善处理书法与笔墨之间的关系，他消化西洋画又不留痕迹，他对山水画的研究；总之对郭先生艺术的研究对提高花鸟画艺术格调、对提高所有美术作品的艺术格调都具有现实意义。—— 刘曦林《郭味蕖先生学术研讨会发言》郭味蕖是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学者型艺术家,他研究的广泛与深入,在画家中是极少见的。当我们研究他的绘画成就时,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因为他从学者的角度出发,把绘画史论与创作当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来研究,从历史演变、民族精神、艺术规律、生活实践、技法创造等多方面,做全方位整体研究和创作实践,这正是他的治学道路和过人之处。—— 郭怡孮《取诸怀抱》我对敬爱的郭味蕖先生的艺术永远取仰视的角度，读他的文，深文隐蔚，睿智隽永，然而语言质实、不假华藻；读他的画，以大观小，天籁爽发，看似平易近人的书画，却使人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那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至高至深的境界。而总言之，可引用杜甫赞太白的两句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比附，这就是郭味蕖先生所有创作（包括文章与绘画）的鲜明特色。作文之大病，莫过于以艰深而文浅陋，上尾叠足，不胜重复赘繁，这种故弄玄虚，是郭味蕖先生深以为垢病的。这在他年轻时的著述《郑板桥评传》和壮岁时的《花鸟画溯源》、《明遗民画家八大山人》、《知鱼堂书画录》诸名著中都可看到郭先生立论清新，语言简朴的特质。而其《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更为稽考翔实之杰构，黄宾虹赞其抗心贤哲，度越寻常非虚誉也。他的画，无疑是当代小写意花鸟画的峰颠之代表。—— 范曾《永托旷怀——记恩师郭味蕖》郭味蕖是一位学者型画家。他治学与绘画并进，以根究承变的实践精神和严肃务实的进取意识，开拓了美术史的研究领域，并且在以学养真知推动中国花鸟画的古今转型上，为传统的花鸟画注入了生机活力，刷新了小写意花鸟画的面貌。郭味蕖治学领域涵盖了书画史、书画鉴赏、金石学和建筑雕刻史。自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即有《知鱼堂书画录》、《知鱼堂鉴古录》、《郑板桥评传》、《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殷周青铜器释名考略》、《魏齐周隋造像残石册》、《说镜》、《镜文考释》、《中国版画史略》、《中国古代建筑与雕刻》和《明清四画人传》多种著作。遍观郭味蕖的著作和文章，可以看到三大特色。其一是从基础研究入手，既不忽视文献资料，又看重经过鉴别的作品，善于把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文物的鉴别考证研究结合起来，并以史学的方法和超越前人的眼光进行梳理。其二是突破了传统美术史著作重文人而轻工匠的偏见，把古代民间工匠艺术家的伟大创造视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三是从推动中国画顺应时代的变革需要出发，评究民族美术的发展规律，从画史的演变中有分析有批判地总结历史经验，把融会贯通的系统知识上升为用以指导创作的理论认识，密切了和当前美术创作的关系。正是这种研究，使他不仅不忽视文人画，而且比前人更看重行家画和民间年画、版画，还使他能够看到工笔写生与率笔写意间的相辅相成，洞悉师造化与师古人的辩证关系，最终从整体上从发展中把握了传统的精髓、变革的要义和既不断发展又一以贯之的民族绘画特点。——薛永年《郭味蕖的治学精神与绘画成就》像郭味蕖这样以中国传统为本的中西融合具有特别意义。吸收外来营养而又充分保持自己的传统特色，是独立的民族艺术所应有的品质，也是多元文化存在的基本前提。郭味蕖早年一直学习、研究西画，并探讨中西合璧。他晚年回顾这段经历时说：“那时教一种中西合璧的画，后来感到很无聊，对艺术提高不大，便考取了故宫博物馆研究班，开始了踏实专心地临古画学传统时期。”郭味蕖要拒绝的，是肤浅的“中西合璧”，与其两方面都不深入，不如立足并深入一方。我以为这是20世纪艺术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之一，其价值，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因为郭味蕖“对传统有很深的理解”，所以能在“创作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不像“有些人一搞创新就不要传统了”。而且，正因为“传统很有根底，他的创新作品才很有内涵，很有学养”。可惜的是，许多缺乏传统素养与认识的人，无法领悟这一道理的深刻意义。同是在“深入生活”的口号下写生创作，有的人守着老面目，旧瓶装新酒；有的人变新了，却很“夹生”。这种不同，与画家对“深入生活”的不同理解不同实践有关，与画家的艺术素养、技巧有关。郭味蕖成功的条件，除了修养好之外，还因为他有新鲜的感受，有真诚的表达，有创造性的艺术处理。——郎绍君《以传统为本－论郭味蕖》从郭味蕖的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写实派的明显不同。他强调造型的似与变，形似是必要的，但是低级的，以形写神才是高级的。这并不是新观点，而完全是传统造型的基本观点。入门要形似，但这是第一阶段，只有以形写神才是高级的。我想郭先生讲的造型的似与变，不是从西方来的，完全是中国传统。他遵从的是传统法则，他实践中也和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写实派是有距离的，而更接近传统绘画。雅正清逸。雅正是他有儒家入世的东西，有君子之风，关心世界，关心世事，很正，不斜、不狂、不怪。清逸是老庄的思想，很潇洒，很疏淡，有超然气。这说到底与他的修养有关，既有儒家的入世又有道家的超脱。即便是表现现实生活靠近政治的一些题材也有一种超淡的气息，这非常难，靠他文化的修养，做人的修养。所以我觉得他的画虽然风格不是十分强烈，但格调很高。而格调我认为甚至是比风格更重要的东西，在传统画论里，格调是一个艺术家艺术作品的生命线。—— 郎绍君《郭味蕖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由于有治史的观点，他一定不会较一时之短长，不会急功近利的。他在艺术创作的时候，一定是从历史的长远的眼光考虑的。虽然郭先生在其创作旺期就去世了，但已经创作出丰富的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来。这是我从郭先生的作品和著述中想到的第一个问题。郭先生的艺术是一座宝库，远没有开发完。—— 顾申《郭味蕖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郭先生是考虑怎么样把传统的变成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把传统的梅兰竹菊进行改造和发展，有很大的突破。我觉得郭先生不是从西画来，他根本的成就还是来自传统，来自对中国传统的深厚了解，来自对中国笔墨的驾驭能力，形成了他的了不起的成就。人的成就常常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产生的。—— 李树声《郭味蕖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我觉得对郭先生的评价“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我们应该充分肯定郭先生作品的时代意义与他的创作道路。他的作品是花鸟画创新的一个典范，而且是划时代的，所以人们纪念郭先生，给与很高的评价，我觉得是当之无愧的，他的画风曾经影响了一代人，影响了一代风范，—— 裘缉木《郭味蕖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郭味蕖老师发掘了花鸟世界中所蕴藏着的、符合于现代人审美观念的自然美，并力图在花鸟画中加以充分体现。他的推陈出新正是融合了古今优秀技法为表现他所感受到的自然美服务。——庄寿红《正不必作前人墨奴—怀念郭味蕖老师》郭先生的作品是把典型突出出来。比较平民意识的、大众能够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清新明快的风格，这和当时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气氛有关。郭先生常看常新的艺术和当时社会有关，他是当时画家中的佼佼者。郭先生是真诚地表达时代感情，不是勉强的，虽然时代对他是不公正的。—— 王仲《郭味蕖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我确实感到郭先生是一位没有被充分认识的大师，他的花鸟画创作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杭间《郭味蕖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画追求的含蓄、中正、平和，一种真正的养心养目，这些方面是西画所不及的。耐心看郭先生的画越看越有味，内在的东西值得细品，对当代人来说是一种难得的境界。他的作品都不是旧程式的，但中国画意极浓。作为学者型画家他对画的思考缜密，落笔有据，在工写之间取得均衡，在写生和笔墨之间取得一种高层次的均衡。他是平和的，集几十年的修炼达到的一种境界，要品郭先生的画需要深入细品，要有修养、有品位才能共鸣，才品得进去。郭先生的画明朗、乐观向上，这是艺术家最宝贵的发自内心的真诚，这与文革以来虚假的浪漫主义是有很大的质的差异。郭先生的作品所给予我们的是能跨越时代的、持续给后人的真诚的艺术境界。如果谈到中国画现代性问题，我认为从这个角度应该有一个新的理解。—— 殷双喜《郭味蕖艺术研讨会发言》郭先生的理论和创作不仅在当时丰富了花鸟画传统，而且触及到很多中国画发展中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仍是热点的问题。比如：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写生和临摹、笔墨与色彩、学养与技法等等的关系，这些问题郭先生都有独到的回答。—— 王镛《郭味蕖艺术研讨会发言》历史上每一个时期都会产生具有时代风范的艺术大师，所谓时代风范是具有一定前导性，并对绘画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典型艺术风格与代表。郭味蕖先生则是20世纪中后叶我国当之无愧的具有时代风范的花鸟画艺术大师。先生真实、生动、优美的写实笔墨造型，不但树立了花鸟画笔墨造型的一种十分正统的样式，同时也确立了花鸟画一种十分严谨而讲究的笔墨造型典范。郭家样式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艺术观的一个积极的成功产物，它以自己的表现特色和技法为现代花鸟画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它已经成为花鸟画一个时代有代表性的典型样式。郭家样式必将在中国绘画史和中国画坛永远闪烁着它灿烂的光彩。——李魁正《论郭味蕖的花鸟画艺术》二十世纪美术是在走向现代。只有少部分优秀的大家，完成了这个课题，从而树立了各个典范。郭味蕖先生盛期的艺术与他学习西画、研究历史、研究中国文化和周边艺术的逐渐积累这个大背景是分不开的。当他转到用中国画语言作为着力点的时候，他的全部修养都在这里体现出来。我们面对他的画，仍然可以感到有一种非常牢靠的现代感，他很好地完成了历史给予的课题，留下来的是典范作品。郭先生的作品是极耐品味的，通幅作品的高度和谐是极难得的，这是学者型画家的特质。今天在高度快捷的信息时代，对待传统出现了较严重的断章取义，把传统当字典，而不是一本深厚的大书来读，出现了作品虽多而气象不足的弊端。研究郭味蕖先生的作品，很有现实意义。—— 范迪安《郭味蕖艺术研讨会发言》郭先生是继往开来的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大画家，他的影响很大，学生千千万万，很多学生都成为当前美术界的中坚力量。——刘勃舒《郭味蕖铜像落成典礼上的讲话》在花鸟画中郭味蕖尤其是十分重要的。他不是表面上的创新，而是本质上的创新，然后是全新的对象，全新的构图。使我感到最重要的是郭先生理论、技法上的研究，他很早就搞起绘画理论和绘画教学研究，这是非常宝贵的艺术财富。——钱绍武《郭味蕖故居陈列馆开幕纪念会发言》郭味蕖先生丰富的学识和他勤奋的创造，集中地在他的花鸟画中体现出来。他的花鸟画题材来自平凡朴素的劳动生活，他所创造的花鸟画境界明朗大方，充满着清新的气息和鲜活的内涵。有着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又反映了文人气质和风采。在花鸟画中开辟新风，独树一枝，为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绘画的现代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许多美术史论家所指出的，他是我国二十世纪画坛学者型画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丁士中《郭味蕖艺术研讨会发言》
艺术老师是什么意思
教学艺术就是教师在课堂上遵照教学法则和美学尺度的要求,灵活运用语言、表情、动作、心理活动、图象组织、调控等手段,充分发挥教学情感的功能,为取得最佳教学效果而施行的一套独具风格的创造性教学活动.
常见的教学艺术有：
1.教学幽默
教学幽默：是教师在教学中表现出的一种幽默感,使学生在笑声中进行认知活动,在师生关系融洽、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情绪饱满的情况下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
2. 教学机智
教学机智：指在教学过程中面对千变万化的教学情境,迅速、敏捷、灵活、准确地作出判断、处理,保持课堂教学动态平衡的一种心理能力.
3.教师的语言艺术
教师语言是整个教育教学工作中最主要、最直接、最常用的一种手段,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主要媒介.因此,教师语言的运用就显现得特别重要.往往不同的表达方式,教育效果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4、教师的板书艺术
板书是课堂教学不可缺少的部分,板书艺术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质量的优劣.合理的总体布局,提纲挈领的内容,规范的例题解答板书与优美的图形设计,适当的色彩搭配,必要的线条勾划,知识结构的列表归纳,图文的合理结合,板块的恰当拼接以及或端正秀丽,或苍劲有力的字体等等,都可以构成一件独特的艺术品,从而倍增教学效果.
5、教师的仪容仪表艺术
教师好的仪容仪表同样会给学生以美的享受.教师的许多方面都会引起学生的无意注意而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如教师在仪容仪表方面的导常变换.对于其他影响学生意力的因素,比较难以控制,但来自教师仪容仪表方面的影响,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则比较容易消除. .
6、教师的批评表扬艺术
学生更多的是希望受到老师的表扬而不是批评.因此,教师对学生的表扬在很大程度上能促进学生的进步和发展.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对做错事的学生进行批评,但在适当的时候,对做错事的学生进行表扬,更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7、教师的培优补差艺术
文言文阅读救急， 宋史列传28
原文：
陶谷，字秀实，邠州新平人。本姓唐，避晋祖讳改焉。历北齐、隋、唐为名族。祖彦谦，历慈、绛、澧三州刺史，有诗名，自号鹿门先生。父涣，领夷州刺史，唐季之乱，为邠帅杨崇本所害。时谷尚幼，随母柳氏育崇本家。
十余岁，能属文，起家校书郎、单州军事判官。尝以书干宰相李崧，崧甚重其文。时和凝亦为相，同奏为著作佐郎、集贤校理。改监察御史，分司西京，迁虞部员外郎、知制诰。会晋祖废翰林学士，兼掌内外制。词目繁委，谷言多委惬，为当时最。少帝初，赐绯袍、靴、笏、黑银带。天福九年，加仓部郎中。
初，崧从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师，以崧第赐苏逢吉，而崧别有田宅在西京，逢吉皆取之。崧自北还，因以宅券献逢吉，逢吉不悦，而崧子弟数出怨言。其后逢吉乃诱告崧与弟屿、SR等下狱，崧惧，移病不出。崧族子昉为秘书郎，尝往候崧，崧语昉曰：“迩来朝廷于我有何议？”昉曰：“无他闻，唯陶给事往往于稠人中厚诬叔父。”崧叹曰：“谷自单州判官，吾取为集贤校理，不数年擢掌诰命，吾何负于陶氏子哉？”及崧遇祸，昉尝因公事诣谷，谷问昉：“识李侍中否？”昉敛衽应曰：“远从叔尔。”谷曰：“李氏之祸，谷出力焉。”昉闻之汗出。
谷性急率，尝与兖帅安审信集会，杯酒相失，为审信所奏。时方姑息武臣，谷坐责授太常少卿。尝上言：“顷莅西台，每见台司详断刑狱，少有实时决者。至于闾阎夫妇小有争讼，淹滞积时，坊市死亡丧葬，必俟台司判状，奴婢病亡，亦须检验。吏因缘为奸，而邀求不已，经旬不获埋瘗。望申条约以革其弊。”从之。俄拜中书舍人。尝请教习乐工、停二舞郎，及禁民伐桑枣为薪，并从其请。开运三年，赐金紫。
契丹主北归，胁谷令从行。谷逃匿僧舍中，衣布褐，阳为行者状。军士意其诈，持刃陵胁者日数四。谷颇工历数，谓同辈曰：“西南五星连珠，汉地当有王者出。契丹主必不得归国。”及耶律德光死，有孛光芒指北，谷曰：“自此契丹自相鱼肉，永不乱华矣。”遂归汉，为给事中。乾佑中，令常参官转对。谷上言曰：“五日上章，曾非旧制。百官叙对，且异昌言。徒浼天聪，无益时政，欲乞停转对。在朝群臣有所闻见，即许不时诣阙闻奏。”从之。
仕周为右散骑常侍，世宗即位，迁户部侍郎。从征太原，时鱼崇谅迎母后至，谷乘间言曰：“崇谅宿留不来，有顾望意。”世宗颇疑之。崇谅又表陈母病，诏许归陕州就养，以谷为翰林学士。
世宗尝谓宰相曰：“朕观历代君臣治平之道，诚为不易。又念唐、晋失德之后，乱臣黠将，僭窃者多。今中原甫定，吴、蜀、幽、并尚未平附，声教未能远被，宜令近臣各为论策，宣导经济之略。”乃命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以进。其策率以修文德、来远人为意，惟谷与窦仪、杨昭俭、王朴以封疆密迩江、淮，当用师取之。世宗自克高平，常训兵讲武，思混一天下。及览其策，忻然听纳，由是平南之意益坚矣。
显德三年，迁兵部侍郎，加承旨。世宗留心稼穑，命工刻木为耕夫、织妇、蚕女之状，置于禁中，思广劝课之道，谷为赞辞以进。显德六年，加吏部侍郎。
宋初，转礼部尚书，依前翰林承旨。谷在翰林，与窦仪不协，仪有公望，虑其轧己，尝附宰相赵普与赵逢、高锡辈共排仪，仪终不至相位。
乾德二年，判吏部铨兼知贡举。再为南郊礼仪使，法物制度，多谷所定。时范质为大礼使，以卤簿清游队有甲骑具装，莫知其制度，以问于谷。谷曰：“梁贞明丁丑岁，河南尹张全义献人甲三百副、马具装二百副。其人甲以布为里，黄泬表之，青绿画为甲文，红锦绿青泬为下裙，绛韦为络，金铜玦，长短至膝。前膺为人面二目，背连膺缠以红锦腾蛇。马具装盖寻常马甲，但加珂拂于前膺及后秋尔。庄宗入洛，悉焚毁。”质命有司如谷说，造以给用。又乘舆大辇，久亡其制，谷创意造之，后承用焉。明德门成，诏谷为之记。
乾德中，命库部员外郎王贻孙、《周易》博士奚屿同考试品官子弟。谷属其子鄑于屿，珝书不通，以合格闻，补殿中省进马。俄为人所发，下御史府案问，屿责授干州司户，贻孙责授左赞善大夫，夺谷奉两月。谷后累加刑部、户部二尚书。开宝三年，卒，年六十八。赠右仆射。
谷强记嗜学，博通经史，诸子佛老，咸所总览；多蓄法书名画，善隶书。为人隽辨宏博，然奔竞务进，见后学有文采者，必极言以誉之；闻达官有闻望者，则巧诋以排之，其多忌好名类此。初，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谷在旁，出诸怀中而进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尝自曰：“吾头骨法相非常，当戴貂蝉冠尔。”盖有意大用也，人多笑之。子邴，至起居舍人。天禧四年，录谷孙寔试秘书省校书郎。
扈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曾祖洋，涿州别驾。祖智周，卢龙军节度推官。父曾，内园使。蒙少能文，晋天福中，举进士，入汉为鄠县主簿。赵思绾叛，遣郭从义讨之。郡县吏供给皆戎服趋事，蒙寇服褒博，举止舒缓，从义颇讶之。转运使李谷谓曰：“蒙文学名流，不习吏事。”遂不之问。周广顺中，从归德军节度赵晖为掌书记，召为右拾遗、直史馆、知制诰。蒙从弟载时为翰林学士，兄弟并掌内外制，时号“二扈”。
宋初，由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坐请托于同年仇华，黜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稍迁左补阙，掌大名市征。六年，复知制诰，充史馆修撰。开宝中，受诏与李穆等同修《五代史》，详定《古今本草》。五年，连知贡举。
七年，蒙上书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论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执笔立于殿侧，以纪时政，故《文宗实录》稍为详备。至后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学士及枢密直学士轮修日历，送史官。近来此事都废，每季虽有内殿日历，枢密院录送史馆，然所记者不过臣下对见辞谢而已。帝王言动，莫得而书。缘宰相以漏泄为虞，昧于宣播，史官疏远，何得与闻。望自今凡有裁制之官，优恤之言，发自宸衷、可书简策者，并委宰臣及参知政事每月轮知抄录，以备史官撰集。”从之，即以参知政事卢多逊典其事。
九年正月，受朝乾元殿，降王在列，声明大备。蒙上《圣功颂》，以述太祖受禅、平一天下之功，其词夸丽，有诏褒之。为卢多逊所恶，出知江陵府。
太宗即位，召拜中书舍人，旋复翰林学士。与李昉同修《太祖实录》。太平兴国四年，从征太原还，转户部侍郎，加承旨。雍熙三年，被疾，以工部尚书致仕。未几，卒，年七十二。赠右仆射。
自张昭、窦仪卒，典章仪注，多蒙所刊定。初，太祖受周禅，追尊四庙，亲郊，以宣祖配天。及太宗即位，礼官以为舜郊喾，商郊冥，周郊后稷，王业所因兴也。若汉高之太公，光武之南顿君，虽有帝父之尊，而无预配天之祭。故自太平兴国三年、六年再郊，并以太祖配，于礼为允。太宗将东封，蒙定议曰：“严父莫大于配天，请以宣祖配天。”自雍熙元年罢封禅为郊祀，遂行其礼，识者非之。
蒙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释典，不喜杀，缙绅称善人。有笑疾，虽上前不自禁。多著述，有《鳌山集》二十卷行于世。载字仲熙，有传，见《五代史》。
王着，字成象，单州单父人。性豁达，无城府。幼能属文，汉乾佑中，举进士。周祖镇大名，世宗侍行，闻著名，召置门下，因得谒见周祖。广顺中，世宗镇澶州，辟观察支使。随世宗入朝，迁殿中丞；即位，拜度支员外郎。显德三年，充翰林学士。六年，丁家艰，起复。南唐李景使其弟从善来贡，会恭帝嗣位，命着伴送至睢阳，加金部郎中、知制诰，赐金紫。世宗灵驾赴庆陵，符后从行，公务悉资于着。
宋初，加中书舍人。建隆二年，知贡举。时亳州献紫芝，郓州获白兔，陇州贡黄鹦鹉，着献颂，因以规谏。太祖甚嘉其意，下诏褒之。四年春，宿直禁中，被酒，发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门求见。帝怒，发其醉宿倡家之过，黜为比部员外郎。乾德初，改兵部员外郎。二年，复知制诰。数月，加史馆修撰、判馆事。三年，就转户部郎中。六年，复为翰林学士，加兵部郎中，再知贡举。开宝二年冬，暴卒，年四十二。
着少有俊才，世宗以幕府旧僚，眷待尤厚，常召见与语，命皇子出拜，每呼学士而不名。屡欲相之，以其嗜酒，故迟留久之。及世宗疾大渐，太祖与范质入受顾命，谓质等曰：“王着藩邸旧人，我若不讳，当命为相。”世宗崩乃止。着善与人交，好延誉后进，当世士大夫称之。有传，见《五代史》。
王佑，字景叔，大名莘人。祖言，仕唐黎阳令。父彻，举后唐进士，至左拾遗。
佑少笃志词学，性倜傥有俊气。晋天福中，以书见桑维翰，称其藻丽，由是名闻京师。邺帅杜重威辟为观察支使。汉初，重威移镇睢阳，反侧不自安，佑尝劝之，使无反汉，不听。佑坐是贬沁州司户参军，因作书贻乡友以见志，辞气俊迈，人多称之。仕周，历魏县、南乐二令。
太祖受禅，拜监察御史，由魏县移知光州，迁殿中侍御史。乾德三年，知制诰。六年，加集贤院修撰，转户部员外郎。
太祖征太原，已济河。诸州馈集上党城中，车乘塞路，上闻之，将以稽留罪转运使。赵普曰：“六师方至，而转运使以获罪闻，敌必谓储峙不充，有以窥我矣，非威远之道也。俾能治剧者，往莅其州足矣。”即命佑知潞州。及至，馈饷无乏，路亦无壅，班师，召还。
会符彦卿镇大名，颇不治，太祖以佑代之，俾察彦卿动静，谓曰：“此卿故乡，所谓画锦者也。”佑以百口明彦卿无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永，愿陛下以为戒。”彦卿由是获免，故世谓佑有阴德。
继以用兵岭表，徙知襄州。湖湘平，移知潭州。召还，摄判吏部铨。时左司员外郎侯陟自扬州还，复判铨，佑判门下省，陟所注拟，佑多驳正。卢多逊与陟善，陟因诉之，多逊素恶佑不比己，遂出佑为镇国军行军司马。
太平兴国初，移知河中府。入为左司员外郎，拜中书舍人，充史馆修撰。未几，知开封府，以病请告。太宗谓佑文章、清节兼着，特拜兵部侍郎。月余卒，年六十四。
初，佑掌诰，会卢多逊为学士，阴倾赵普，多逊累讽祜比己，祜不从。一日，以宇文融排张说事劝释之，多逊滋不悦。及普再入，多逊果败，与宇文融事颇类，识者服其先见。
佑子三人：曰懿，曰旦，曰旭。旦自有传。初，佑知贡举，多拔擢寒俊，毕士安、柴成务皆其所取也。后与其子旦同入两制，居中书。懿字文德，励志为学，举进士，尝知袁州，有政绩，卒，年四十九。
旭字仲明。严于治内，恕以接物，尤笃友义。以荫补太祝，尝知缑氏县。时官邻邑者多贪猥，民有“永宁三镢，缑氏一鎌”之谣。又知雍丘县。
真宗尹京时，素闻其能，及践阼，三迁至殿中丞。自旦居宰府，旭以嫌不任职。王矩尝荐旭材堪治剧，真宗召旦谓曰：“前代弟兄同居要地者多矣，朝廷任才，岂以卿故屈之邪？”命授京府推官，旦固辞，改判南曹。由判国子监出知颖州，荒政修举。
大中祥符间，旦既薨，扬历中外，卓有政绩，由兵部郎中出知应天府。卒，年六十八。懿子睦，旭子质，皆能其官。
质字子野。少谨厚淳约，力学问，师事杨亿，亿叹以为英妙。伯父旦见其所为文，嗟赏之。以荫补太常寺奉礼郎。后献文召试，赐进士及第，被荐为馆阁校勘，改集贤校理，累迁尚书祠部员外郎。丁父忧，与诸弟饭脱粟茹蔬。终丧，通判苏州，州守黄宗旦少质，尝因争事，宗旦曰：“少年乃与丈人抗邪？”质曰：“事有当争，职也。”卒不为屈。宗旦得盗铸钱者百余人，下狱治，退告质曰：“吾以术钩致得之。”喜见于色。质曰：“以术钩人置之死而又喜，仁者之政，固如是乎？”宗旦惭沮，为薄其罪。还判尚书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州人岁时祀吴元济庙，质曰：“安有逆丑而庙食于民者。”毁之，为更立狄仁杰、李酝像而祠之，蔡人至今号“双庙”。以本曹郎中召为开封府推官。时兄雍为三司判官，质不欲兄弟并居省府，恳辞，得知寿州，徙庐州。盗杀其徒，并赀而遁，捕得之。质论盗死，大理以谓法不当死，质曰：“盗杀其徒，自首者原之，所以疑怀其党，且许之自新，此法意也。今杀人取赀而捕获，贷之，岂法意乎？”疏上，不报，降监舒州灵仙观。采古今炼形摄生之术，撰《宝元总录》百卷。逾年，韩琦知审刑院，请盗杀其徒，非自首者勿原。着为令。于是郑戬、叶清臣皆言质非罪，且称其材，起知泰州，迁度支郎中，徙荆湖北路转运使。
尝摄江陵府事，或诉民约婚后期，民言贫无赀以办，故违约。质问其费几何，出私钱予之。吏捕盗人衣者，盗叩头曰：“平生不为过，迫饥寒而至于此。”质命取衣衣之，遣去。加史馆修撰、同判吏部流内铨。擢天章阁待制，出知陕州，卒。
质家世富贵，兄弟习为骄侈，而质克己好善，自奉简素如寒士，不喜畜财，至不能自给。初，旦为中书舍人，家贫，与昆弟贷人息钱，违期，以所乘马偿之。质阅书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风，尔曹当毋忘也。”范仲淹贬饶州，治朋党方急，质独载酒往饯。或以诮质，质曰：“范公贤者，得为之党，幸矣。”世以此益贤之。
杨昭俭，字仲宝，京兆长安人。曾祖嗣复，唐门下侍郎、平章事、吏部尚书。祖授，唐刑部尚书。父景，梁左谏议大夫。
昭俭少敏俊，后唐长兴中，登进士第。解褐成德军节度推官。历镇、魏掌书记，拜左拾遗、直史馆，与中书舍人张昭远等同修《明宗实录》。书成，迁殿中侍御史。
天福初，改礼部员外郎。晋祖命宰相冯道为契丹册礼使，以昭俭为介，授职方员外郎，旋加虞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诰。不逾月三拜命，时人荣之。又为荆南高从诲生辰国信使，赐金紫。使回，拜中书舍人，又为翰林学士。
时骄将张彦泽镇泾原，暴杀从事张式，朝廷不加罪。昭俭与刑部郎中李涛、谏议大夫郑受益抗疏论列，请置之法。疏奏不报。会有诏令朝臣转对，或有封事，亦许以不时条奏。昭俭复上疏曰：“天子君临四海，日有万机，懋建诤臣，弥缝其阙。今则谏臣虽设，言路不通，药石之论不达于圣聪，而邪佞之徒取容于左右。御史台纪纲之府，弹纠之司，衔冤者固当昭雪，为蠹者难免放流。陛下临御以来，宽仁太甚，徒置两司，殆如虚器。遂令节使慢侮朝章，屠害幕吏，始诉冤于丹阙，反执送于本藩。苟安跋扈之心，莫恤冤抑之苦。愿回睿断，诛彦泽以谢军吏。”由是权臣忌之。会请告洛阳，不赴晋祖丧，为有司所纠，停官。
未几，起为河南少尹，改秘书少监，寻复中书舍人。时河决数郡，大发丁夫，以本部帅董其役，既而塞之。晋少主喜，诏立碑记其事。昭俭表谏曰：“陛下刻石纪功，不若降哀痛之诏；摛翰颂美，不若颁罪己之文。”言甚切至，少主嗟赏之，卒罢其事。周世宗爱其才，复召入翰林为学士。岁余，改御史中丞，多振举台宪故事。未几，以鞫狱之失，与知杂御史赵砺、侍御史张纠并出为武胜军节度行军司马。
开宝二年，入为太子詹事，以眼疾求退。六年，以工部尚书致仕。太宗即位，就加礼部尚书。太平兴国二年，卒，年七十六。
昭俭美风仪，善谈名理，事晋有直声。然利口喜讥訾，执政大臣惧其构谤，多曲徇其意。
鱼崇谅，字仲益，其先楚州山阳人，后徙于陕。崇谅初名崇远，后避汉祖讳改之。幼能属文，弱冠，相州刺史辟为从事。会魏帅杨师厚卒，建相州为昭德军，分魏郡州县之半以隶之。魏人不便，裨校张彦及帐下，囚节度使贺德伦归款庄宗，崇谅奔归陕。
明宗即位，秦王从荣表为记室。从荣诛，坐除籍，流庆州。清泰初，移华州。俄以从荣许归葬，放还陕。三年，起为陕州司马。仕晋，历殿中侍御史，凤翔李俨表为观察支使。奉方物入贡，宰相荐为屯田员外郎、知制诰。开运末，契丹入汴，契丹相张砺荐为翰林学士。契丹主北归，留崇谅京师。
汉祖之入，尽索崇谅所受契丹诏敕，焚于朝堂，复令知制诰。俄拜翰林学士，就加中书舍人。隐帝即位，崇谅以母老求就养，除保义军节度副使，领台州刺史，食郡奉。会举师讨三叛，节度使白文珂在军前，崇谅知后事。凡供军储、备调发，皆促期而办，近镇赖之。崇谅亲属尽在凤翔城中，逾年城破，李谷为转运使，庇护崇谅家数十口，皆无恙。崇谅请告，自岐迎居于陕。未几，王仁裕罢内职，朝议请召崇谅为学士。
周祖践祚，书诏繁委，皆崇谅为之。广顺初，加工部侍郎，充职。会兖州慕容彦超加封邑，彦超已怀反侧，遣崇谅充使赐官告，仍慰抚之。时多进策人，命崇谅就枢密院引试，考定升降。
崇谅以母老思乡里，求解官归养。诏给长告，赐其母衣服、缯帛、茶药、缗钱，假满百日，令本州月给钱三万，米面十五斛。俄拜礼部侍郎，复为学士。诏令侍母归阙，崇谅再表以母老病乞终养，优诏不允。世宗征高平，崇谅尚未至，陶谷乘间言曰：“鱼崇谅逗留不来，有顾望意。”世宗颇疑之。崇谅又表陈母病，诏许归陕州就养。讫太祖朝不起。
太宗即位，诏授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郎致仕。岁余卒。
张澹，字成文，其先南阳人，徙家河南。澹幼而好学，有才藻。晋开运初，登进士第。宰相桑维翰器之，妻以女。解褐校书郎，直昭文馆，再迁秘书郎，充盐铁推官，历左拾遗、礼部员外郎，并充史馆修撰。出为洛阳令，秩满，授吏部员外，复充史馆修撰。周恭帝初，拜右司员外郎、知制诰。
建隆二年，加祠部郎中。会秘书郎张去华上书自荐有文艺，愿与澹及祠部员外郎知制诰卢多逊、殿中侍御史师颂并试，核定优劣。太祖令并试于讲武殿，澹所对不应策问，责授左司员外郎。未几，通判泰州兼海陵盐监副使。蜀平，通判梓州，复拜祠部郎中。
开宝初，就转仓部郎中。四年冬，以本官复知制诰。六年，会李昉责授，卢多逊使江南，内署阙学士，太祖令澹权直学士院。七年长春节，摄殿中监，进酒，命赐金紫。六月，权点检三司事。不逾旬，疽发背卒，年五十六。太祖闻其无子，甚愍之，命中使护葬于洛阳。
澹美风仪，善谈论，历官厘务，所至皆治。初与词臣校艺，黜居郎署，颇怏怏。晚年附会卢多逊，方再获进用。
淳化中，太宗论及文士，曰：“澹典书命而试以策，非其所长，此盖陶谷、高锡党、张去华以沮澹尔。若使谷辈出其不意而遽试之，岂有不失律者邪？”
高锡，字天福，河中虞乡人。家世业儒，幼颖悟，能属文。汉乾佑中，举进士。王晏镇徐州，辟掌书记；留守西洛，又辟河南府推官。坐按狱失实夺官，迁置泾州，会赦得归。周显德初，刘崇入寇，宰相请选将拒之。世宗锐意亲征，破崇高平，诛败将樊爱能等，由是政无大小悉亲决之，不复责成有司。锡徒步诣招谏匦上书，请择贤任官，分治众职，疏奏不报。世宗尝令翰林学士及两省官分撰俳优词，付教坊肄习，以奉游宴。锡复上疏谏。后为蔡州防御推官。
宋初，弃官归京师，诣匦上疏，请禁兵器，疏入不报。建隆五年，又以书干宰相范质，质奏用为著作佐郎。明年春，迁监察御史。秋，拜左拾遗、知制诰，加屯田员外郎。
乾德初，赐绯。太宗尹京，石熙载在幕中，锡弟铣应进士举，乾熙载，望首荐。铣辞艺浅薄，熙载不许，锡深衔之，数于帝前言熙载裨赞无状。帝具以语太宗，且曰：“当为汝择人代之。”太宗曰：“熙载勤于乃职，闻高锡尝求荐其弟，熙载拒之，虑为锡所构。”帝大悟，虽怒之，未有以发。会使青州，私受节帅郭崇赂遗；又尝致书澧州刺史为僧求紫衣，为人所告。事下御史府核实，责贬莱州司马。遇赦，改均州别驾，移陈州。太平兴国八年，卒。
兄子冕。冕字子庄，周显德中，诣阙上书，称旨，擢为谏议大夫。宰相范质以为超擢太过，诏特授将仕郎，守右补阙，赐赉加等。宋初，由膳部都官员外郎累至膳部郎中，出知益州。雍熙二年，卒，年五十。赠右谏议大夫，录其子垂休为固始主簿。
论曰：自唐以来，翰林直学士与中书舍人对掌训辞，颂宣功德，箴谏阙失，不专为文墨之职也。宋兴，亦采词藻以备斯选，若谷之才隽，着之敏达，澹之治迹，锡之策虑，冕之敦质，咸有可观。然豫成禅代之诏，见薄时君，终身不获大用。及夫险诐忌前，酣鳷少检，附势希荣，构谗谋己，皆无取焉。蒙博洽长厚，继窦仪裁定仪制，惜乎南郊之议，请去太祖以宣祖配天，为识者所非。昭俭抗论跋扈，志除骄将，而多言历诋，自取恶名，抑好讦为直者与？崇谅奉亲笃至，反罹间毁，终身归养，而不复起，后蒙旌贲之典，则为善者耸动矣。佑以百口明符彦卿无他志，且言以猜忌杀无辜者享国不长，因以杜太宗之他疑，又却卢多逊之倾赵普，以致被黜，仁者有后，宜乎子旦为宋元臣焉 。
<<宋史 苏轼传>>的部分翻译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伐，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词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帖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従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従，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靡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従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亲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従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従？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