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解释学 琴笑名字的含义
琴笑 名字的含义好
琴：琴字的原义是指一种可以弹拨或吹奏的乐器，这种乐器最早出现于周朝。
《说文解字》释云：禁也。神农所作。洞越。练朱五弦，周加二弦。象形。凡珡之属皆从珡。
笑：笑字的主要含义是指人的快乐和欢喜。人名用笑字，主要是取用其欢笑快乐之义，有时也因为它与“小”宇同音而作小字的谐音使用。
《说文解字》释云：此字本阙。
琴表示乐器、琴曲、琴师；笑表示愉快、笑颜、笑容，意义优美。
意蕴该名字可以趣解为：“乐器 • 愉快”。成语琴心剑胆 言笑晏晏
伽达默尔的哲学释义学基本内容是什么？哲学释义学和解释学是不是同一个内容？
一、 解释学（hermeneutics）亦被译作“释义学”或“诠释学”。它的词源是希腊动词hermeneuein，词干是Hermes，即诸神的使者赫尔墨斯。赫尔墨斯是诸神的使者或信使，他负责向人间传达和解释诸神的旨意，由于他跨越了神界和人间的界限，是两者的“中介”，所以含有将神的语言解释给人的意思，因此是神意的“解释者”。
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基本内容：
1、成见。 在某种意义上说，成见（Vorurteil）这个概念体现了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基本特征。古典解释学强调客观性原则，它千方百计要克服的是理解者的特定环境加诸给他的偏见、成见等主观性因素，要求按照事物（文本）本来的面目去认识事物。换言之，它要求理解者抛弃自己所有个性化的意识，以便不加任何改变地理解文本。这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问题很多。与此相反，伽达默尔要重新评价成见并恢复它的合法地位。其实从“成见”的字面含义看，它指的是“先行”或“前”（vor-）“判断”（Urteil），因而译作“前见”比较合适，不过为了体现对它的正反两方面的观点，我们还是约定俗成地保留“成见”这个译名。 我们能否象以往人们所主张的那样纯粹客观地解读文本？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满足这样的“理想”条件。每个文本都是作者在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及其个人的环境中创作的，如果要纯粹客观地解读文本，那就不仅要“复制”出形成文本的种种“客观”外在的条件，也必须“复制”出作者的“主观”内在的条件。然而，我们既没有生存在作者所生存的环境中，也不可能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其量只是置身于作者的观点之中罢了。既然上述条件都是不可复制的，那么要想纯粹客观地解读文本就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理解具有某种“前结构”，任何理解和解释都是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的。换言之，无论我们意识得到还是意识不到（通常我们意识不到），事实上在理解和解释之前就已经有理解和解释了，它们是“前理解”和“前解释”。所以从理解者的角度讲，纯粹客观地理解文本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理解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呢？并非如此。
所谓“成见”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以“中立”的立场而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理解和解释，因而“成见”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障碍似乎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伽达默尔却对此提出了异议，他力图恢复成见的合法性。首先，成见构成了理解的“前结构”，它是我们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先决条件，因而没有成见也就没有理解和解释。其次，按照通常的观点，成见是应该破除的“传统观念”，然而正是传统构成了我们存在的基础：我们是先属于传统然后才属于自己的，所以成见并非主观任意的东西，而是“客观的”。“其实历史并不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早在我们通过自我反思理解我们自己之前，我们就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所以成见乃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最后，成见并非就是错误的，不一定歪曲真理。相反，成见作为理解的条件乃是真理产生的条件。因此，成见尤其是合法的成见可以产生积极的和富有成果的理解，因为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的理解必须通过前理解的结构也就是成见才能使我们深深植根于历史和传统之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传统一定要坚持“保守主义”态度，不过检验传统、批判传统以及消解传统都必须在我们的成见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一反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对待传统的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强调人的存在的历史性。
然而，如果我们必须从成见出发来理解文本，这是不是意味着同一个文本不可能产生一致的理解呢？换言之，这是不是意味着必须走向相对主义呢？伽达默尔以“视界融合”来解决这个难题。
2、视界融合。如何克服历史的间距是解释学的一大难题。如果我们既不可能纯粹地复制文本所处的历史背景，也不可能消解自身的成见，那么理解是如何可能的呢？
伽达默尔从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历史性和时间性的思想出发，形成了“时间间距”（Zeitenabstand）的概念。伽达默尔认为，我们与历史之间的时间间距并不是象古典解释学以为的那样是为了得到正确的理解而必须克服的障碍，相反，时间间距乃是理解的积极的和富于建设性的可能性，意义发现的无穷过程就是通过它实现的。只有时间间距才能使解释学的真正批判性问题得到解决，才能真正使产生理解的“真成见”与产生误解的“假成见”区别开来。这就是说，在时间间距发挥作用之地，它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批判性的帮助，因为人们时常是在此时才去注意变化，而各种不同的区别也只有在此时才易于被人所察觉。因而时间间距不仅不是我们理解的障碍，而且是我们不断产生新理解、新真理的意义的源泉，这种不断产生的新理解和新真理，就是“视界融合”（Horizontverschelzung）。 一种解释学处境是由我们自己带来的各种成见所规定的。就此而论，这些成见构成了某个现在的“视界”，它们所表现的是那种我们不能超出去观看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进行理解的前提条件。然而，我们的视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要我们不断地检验我们的成见，那么“现在视界”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被把握的，这种检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与过去的接触，以及对我们由之而来的那种传统的理解。所以，如果没有过去，现在的视界就根本不能形成，因而理解就是视界融合的过程。不仅如此，在这个视界融合的过程中，旧东西和新东西总是在不断地结合成某种更富有生气的有效的东西。
“视界”（Horizont）可以译作视野、视域、视界，意指“看”的区域，包括人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从哲学上赋予了这个概念以新的含义。首先，视界的基础是历史性的：人如果不把他自身置于这种历史性的视界中，他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流传物即历史文本的意义。其次更重要的是，视界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而是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因此，视界是不断地运动的，当这一视界与其他视界相遇、交融时，便形成了新的理解，这就是“视界融合”。所以他说：“人类此在的历史运动在于：它不具有任何绝对的立足点限制，因而它也从不会具有一种真正封闭的视界。视界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切活动的东西。视界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所以，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界，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了。”这就是说，不仅我们现在的视界而且过去历史的视界都是开放的和变化的，它们处在一种视界融合的过程之中，于是过去和现在、主体和客体、自我与他者都融为了一体，构成了一个无限的、开放的统一的整体，历史则在视界的不断运动和相互融合中成为了“效果历史”。
3、效果历史。“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核心概念。“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与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表现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我们都从属于传统，我们自始就被“抛入”传统之中，所以只能在传统中进行理解。传统以其强大的力量影响着我们和形成着我们，传统就构成了我们的存在的一部分，而历史就是通过传统的“效果”（Wirkung）而发挥作用的。因此，理解必须具有历史的有效性，这就是“效果历史”。理解离开了历史（传统、成见）是不可能的，历史离开了理解也无法产生效果，因而历史性的理解或理解的历史性就是“效果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解释学意义中的“历史”只能是“效果历史”，或者说，解释学意义的历史就是“效果历史”。 因此在伽达默尔看来，解释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知识，而是一门具有现实性的实践的学问。
4、问答逻辑。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效果历史意识具有开放性的逻辑结构，而开放性就意味着问题性。我们只有取得某种问题视界，才能理解文本的意义，而且这种问题视界也必然包含着对问题的可能回答。由此可见，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的逻辑本质上就是“一种关于问题的逻辑”。
如果我们把理解看作是视界融合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也可以看作是问与答的对话或谈话，所以解释学包含了问答的逻辑。“某个流传下来的文本成为解释的对象，这已经意味着该文本对解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所以，解释经常包含着与提给我们的问题的本质关联。理解一个文本，就是理解这个问题。”[5]。因此，问题在解释学现象中具有优先地位。 解释学研究理解的可能性及其条件。理解作为视界融合，亦即我们的视界与历史的视界之间的交融，因而我们可以将理解看作是一种“对话”或“谈话”。“要进行谈话，首先要求谈话的伙伴彼此不相互抵牾。因此谈话必然具有问和答的结构。谈话艺术的第一个条件是确保谈话伙伴有同样的发言权”，因此，“谈话是一种检验的艺术”，而“检验的艺术就是提问的艺术。”既然解释学现象具有某种问答的结构，理解就是不同视界之间的交融因而是相互之间的对话，所以理解一个文本就意味着理解这个问题。然而，理解一个问题也就是对这个问题提出问题，理解一个意见则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所以对伽达默尔来说，问题是有意义的，问题的意义就规定着可能的回答的限度，因而问题是开放的，同时其开放性又不是无边际的。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种可能性，从而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之中，这亦可以说是进入“问题视界”。我们必须进入问题的视界才能理解文本的意义。不仅如此，这种意义还必须是不确定的、悬而未决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问题的开放性，才能保证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的真理的开放性，因为精神科学的真理的可能性正是处于悬而未决之中。
李幼蒸的作品介绍
《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北京中国社科， 1986；台北时报，1991《结构和意义》，台北联经，1994；北京中国社科， 1996《中国伦理学原型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Ethical Archetype, Peter Lang）,法兰克福，1997《汉代学术意识形态的构成》（The Constitution of Han-Academic Ideology, Peter Lang), 法兰克福， 1997《比较人文学的认识论问题：从中国符号学观点看》（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Comparative Humanities—A Semiotic/Chinese Perspective, Peter Lang），法兰克福，1997《历史符号学》，广西师大，2003《形上逻辑和本体虚无：现代德法伦理学认识论研究》，北京商务，2000，2004《仁学解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4《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中国社科，1993；台北唐山，1997；北京社科文献，1999《忆往叙实》，重庆重大出版社，2009《儒学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下卷）》，北京中国人大，2009
解释学循环的定义
解释学用语。指在对文本进行解释时，理解者根据文本细节来理解其整体，又根据文本的整体来理解其细节的不断循环过程。德国神学家、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正式提出这一概念，他指出，理解的循环运动沿着文本来回移动，在文本被完满理解时才消失。狄尔泰发展了这一概念，指出，解释学的循环包括相互依赖的三种关系；单个词与文本整体的循环；作品本身与作者心理状态的循环；作品与它所属的种类与类型的循环。他并把这种循环扩展到解释活动中理解与经验的关系上。海德格尔指出，对未知文本的理解，永远由被理解的前结构所决定，完美的理解不是整体与部分之间循环的消除，而是这种循环得到最充分实现。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观点，在其解释学理论中指出，理解就是不断地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的过程。他用这种解释学的循环去说明传统与理解之间的循环关系，传统就是从过去传递下来的东西，我们理解时，一定会受传统的影响去认识事物而且在认识事物之后所得到的解释又转变成为以后认识的传统，这种循环是不断存在的。但这不是坏的循环，而是人的认识所必须的。从解释学看，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通过理解中的选择、批判而不断前进的。传统是人类知识中的—部分，它必然要在理解中起作用，解释学的理解历史性思想就说明这种循环是知识的历史性的表现。伽达默尔还认为理解的这种循环不是—种方法论的循环。而是描述了理解中—种本体论的结构因素。
哲学解释学怎么样
立早按：研一的读书报告，备课的时候翻出来又回顾了一遍，没啥观点，权作一篇仅供参考的读书笔记。 “我们把尼采提出的，后来又被德勒兹所采纳的这句口号作为哲学现代性的临时定义：推翻柏拉图主义。借用尼采的话来说，本世纪的全部任务就是‘治愈柏拉图病’。”——阿兰巴丢 引子整个20世纪的思想界都致力于反柏拉图主义，其中一股重要的力量就是语言哲学。在这种浪潮中，柏拉图的存在理想之物的假设以及所有知识的源头是智力直觉的观点被看做是无稽之谈。海德格尔以及由他开创的诠释学浪潮则将柏拉图的那种把从先验的理念强加在人类思想之上的做法视作对存在遗忘的开始。解释学也正是在这股风潮之下涌动而现。 “解释学”/“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本意就是“解释”，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说。中世纪后期，为了正确解释《圣经》经文，解决《旧约》犹太民族特殊性和《新约》耶稣泛世说教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步形成了有关圣经的神学诠释学，这种方法后来被运用于法律条文的解释时，相应诞生了法学诠释学。到了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将解释学发展成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系统性理论，但他们都是把解释学当做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将传统诠释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层面转化为本体论层面的研究的变革是海德格尔发动的。伽达默尔承继和扬弃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转向，最终建立起了哲学解释学。20世纪60年代，他写出了《真理与方法》一书，也是哲学解释学的奠基之作，他在书中提出哲学解释学的任务就是要从人的历史存在来为“偏见”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以对抗启蒙运动以牺牲人的历史性为代价消灭“偏见”的战争。他以“真理”与“方法”命名这本书旨在瓦解一个现代性以降的认识论假设——方法是通向真理的康庄大道。这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次重要转折，不仅仅是在哲学领域奠定了解释学的一席之地，同时也对文学、历史、法学、艺术、宗教、社会学等人文社会领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他看来，解释学绝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人的世界经验的组成部分。在《真理与方法》的前言中，他写道，“我们一般所探究的不仅是科学及其经验方式的问题——我们所探究的是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的问题。借用康德的话来说，我们是在探究：理解怎样得以可能？这是一个先于主体性的一切理解行为的问题，也是一个先于理解科学的方法论及其规范和规则的问题。我认为海德格尔对人类此在的时间性分析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P6] 我所阅读的《哲学解释学》是《真理与方法》的断片式延伸和补充，这本书是由美国学者戴维·E·林格从伽达默尔的3卷本《短论集》中选编的哲学解释学论文集，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哲学解释学的基本原理，第二部分是伽达默尔对他的直接思想背景的解释和评述，背景是20世纪20-30年代的现象学运动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前言由林格撰写，以非常清晰的思路梳理了哲学解释学的概念内涵和历史流变。以下我还是按照本书的逻辑框架，展开读书报告。 第一部分 为偏见正名 首先，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解释学何为？如果理解是自然而然发生，无需任何反思和中介的话，解释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事实上主体间性是断裂的，在理解的主体和被理解的对象之间暌隔着无法忽视的历史罅隙，因而解释学就“必须弥合我们所熟悉的并置身其中的世界与抵制同化与我们世界视域中的陌生意义之间的鸿沟”[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2 ]。 在施莱尔马赫那里，文本的真实含义不是像其表面上那样不言自明，而是必须通过对它所产生的历史情境或生活环境的严格准确的重建，即“通过受控制的、方法论的思考而把一切异化的以及导致误解的东西——由于时间距离、语言用法的变化、词义以及思维模式的变化等引起的误解一一排除掉”[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7]才得以实现。狄尔泰则认为，文本的意义源自作者的主观意图。因而理解的任务就是，从作为历史世界内容的文本出发恢复其所暗示的原本的生活世界，像理解自己一样去理解对象。由此“理解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转换或一种想象的投射，在这种活动中，认识者否定了把他与他的认识对象分离开来的时间距离并使自己与对象处于同一时代。”[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4]这样解释者自身所处的当下情境就变成了必须要努力摒除的因素。 对于他们来说，理解的主体在面对被理解的对象时，自我所裹挟的生活世界和认识情境对于正确的理解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是偏见和误解之源。这一点对于理解者而言是必须超越的。“历史的理解就是清除了一切偏见的主观性的活动，而能否做到这点则与认识者通过一种有效的历史方法以消除自己视域的局限的能力成正比。在这种关于人的有限性和历史性的假定下，他俩表现了对笛卡尔主义和启蒙运动理想的尊敬，这种理想认定有一种自主的主体，能成功将自己从历史的直接缠绕和伴随这种缠绕的偏见中解脱出来。解释者所否定的就是作为过去之活生生扩展的他自己的当下情境。”[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4] 而这正是被伽达默尔集中火力猛力抨击的地方。他认为理解的主体想要克服自己的当下情境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罢了。事实在，在理解的整个过程中早已本质地包含了理解者自己的当前情境，就如同人不可能揪住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一样，认识者也不可能从自己的历史当下完全跳脱出来，悬浮半空中去理解他者。他没有止步于此，而是更进一步地指出，所谓认识者无法挣脱的当下情境和与认识对象暌隔的时间距离所带来的的偏见不仅不需要克服，而且还是理解的创造性基础。“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包含着从词义上所说的偏见，为我们整个经验的能力构造了最初的方向性。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9]我们必须认识到，历史是一种绵延的不间断的过程，我们的当下亦是受到来自过去的无数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所塑造的，理解根植于当下的给定性，这种历史性是永远不可能在一种批判的距离中完全把握并给予客观化的。“过去在理解的现象中具有一种真正的弥漫性力量。过去的作用决不能被限制为仅仅是提供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或事件。作为偏见和传统，过去也规定了当一个解释者进行解释时所处的基础。”[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5]伽达默尔对偏见的辩护，直接动摇的是自启蒙运动开启的科学主义方法论，即认为唯有中立的、不带偏见的意识才能保证知识的客观性。这种观点忽视人类存在固有的时间性的同时也忽视了解释的时间性，把理解仅仅当做一种重建的过程，而非当作一种包含解释者自身解释学情境的富有创造性的过程。 “理解并不是重建而是调解。”即使我们再怎么小心翼翼地试图回归到历史之中去理解过去，理解在本质上仍是把过去的意义置入当前情境的一种调解或翻译。理解必须意识到它是一种复述或再现，需要将包含在文本原初语境中的无意识因素带入意识之中。因而偏见从这个维度上构成了人的历史存在。 这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存在的分析有着密切关系。海德格尔提出，任何理解的先决条件都是由三方面的存在状态构成：一为“先有”，人是存在于历史和文化的包裹之中的，历史与文化先占有了任何个体，二为“先见”，我们进行理解和思想时必须使用的语言和观念，三为“先知”，我们在理解之前既有的假定和认识。伽达默尔将这三种存在状态都视作“偏见”或者“视域”，认为这是理解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 从海德格尔开始，此在的历史性作为对它的认知可能性的限制以及对科学的客观性理想的威胁，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方法把它纳入他的本体论疑难之中。“根据《存在与时间》，理解是此在的历史性本身得以实现的方法。此在的未来性——与此在的时间性相吻合的投射的基本性质——受到它另一个基本决定因素的限制，亦即它的‘抛给性’，这种‘抛给性’不仅划定了至高无上的自我占有的界限，而且还开辟并规定了我们存在的积极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切深思熟虑解释的产生都以此在的历史性为基础，即以一种从具体情境出发的对存在的前反思理解为基础，这种具体的情境同解释者的过去和未来具有内在的关系。对意义的每一种理解都是从人的历史情境中的前理论的给定性出发的有限的理解。作为投影，理解在本质上与未来有关系，此在不断地向未来作投影。同样，理解是被投出的，是由过去作为已建立意义的遗产而放置的。海德格尔指出，每一种解释——哪怕是科学的解释——都受到解释者的具体情境控制。根本不存在无前提的、无偏见的解释，因为即使解释者能够使自己从这种或那种情境中摆脱出来，他也不能使自己从自身的事实性中摆脱出来，不能从早已具有一种作为视域的有限的、暂时的情境的本体论条件摆脱出来，正是有了这种视域，他所理解的在者对他才有最初的意义。海德格尔以此技术了德国哲学为克服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长期斗争。 语言：存在的媒介 “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32]。这也是哲学解释学的基本观点，即理解和诠释的范围是与语言的普遍性息息相关。伽达默尔认为，人对于世界的一切经验都具有本质的语言性，语言性深深地渗透在人类存在的社会性之中。“没有一种社会现实，包括它所有具体的力量，能够不使自己展示在一种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意识内。现实并不会在语言的‘背后’发生；它毋宁发生在那些生活在认为自己已理解了‘世界’的主观意见中的人背后；也就是说，现实完全是在语言中发生的”。[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36]语言总是先在地赋予并渗透于人主体性的存在中，语言的经验便是人最初的存在经验，并使人包含于其中。 “理解的现象证明人的语言具有的普遍性，它是一种没有界限的媒介，它把一切东西都包含在自身之中——不仅仅是通过语言传导给我们的‘文化’，而是一切东西”[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28]。“语言并非仅仅是在我们手中的一个对象，它是传统的贮存所，是我们通过它而存在并感受我们的世界的媒介”。[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29]“语言并不是作为一种形式力量或能力才提供了我们所寻求的符合，而是包容了一切能够用语词表达的存在物的基本媒介”。[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77]对于伽达默尔而言，理解绝不是施莱尔马赫认为的重新认识或重新建构他人的原初观念，而是试图通过对话的方式与被理解者取得一致性观念。理解是一种互动的过程。这样的互动正是通过语言的方式进行的，语言是理解的媒介。“语言这面镜子反映着存在的一切事物。在语言中，而且只有在语言中，我们才能遇到我们在世界中从未‘遇到’的东西，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些东西”。[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32] “语言并不是意识介意同世界打交道的一种工具，它并不是与符号和工具——这两者无疑也是人所特有的——并列的第三种器械。语言根本不是一种器械或一种工具。因为工具的本性就在于我们能掌握对它的使用，这就是说，当我们要用它时可以把它拿出来，一旦完成它的使命又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但这和我们使用语言的词汇大不一样，虽说我们也是把已到了嘴边的词讲出来，一旦用过之后又把它们放回由我们支配的储备之中。这种类比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的意识，并在一种仿佛是没有语言的状况中拿起理解的工具。毋宁说，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62]也就是说，语言和现实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任何一个“自在世界”可以超越作为一种特定的语言共同体的论题而存在。我们并非先同世界有一种超出语言的接触然后才把这个世界放入语言的手段之中，而是我们正是通过语言的中介来认识世界。 在这一点上，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性，语言和理解是人在世上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结构因素，它们不是人可以随意采取与否的可任意选择的功能。语言中所给定的，不是同这种或那种对象的关系，而是同整个存在的关系，我们不能将其科学对待对象那样有意识地创造、控制并使之客体化。我们被语言拥有，是我们理解向我们诉说的文本的本体论条件。我们关注的特定对象的出现依赖于一个早已在我们使用的语言中显露给我们的世界。因此我们对于特定对象的经验和把握并不是自我创造的，相反，它预先设定，语言总是使我们面向一个特定的世界。我们的解释活动也不像强调方法论和客观控制的解释学所暗示的那样是自我创造的，相反，它预先设定，我们已经浸入传统，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传统是在我们完全的语言依赖中具体给定的东西。 有效应的历史意识 在之前的历史主义的客观主义认为，理解者的传统观念、历史语境、与理解对象的时间距离都是构成理解的障碍，是需要摒除和回避的东西，他们对科学的态度以先验哲学那种本质上无情境、非历史的主体为前提，拒绝承认在所有理解活动中解释者自身事实性的基本作用，只相信唯有中立的、不带偏见的意识才能保证知识的客观性。伽达默尔称其为“异化的经验”。他认为占统治地位的知识理想以及所包含的异化的、自我满足的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偏见。它在忽视人类存在固有的时间性的同时也忽视了解释的时间性。它们把理解仅仅当做一种重建的过程，而不是当作一种包含解释者自身解释学情境的富有创造性的过程。他认为，过去在理解的现象中具有一种真正的弥漫性力量。过去的作用决不能被限制为仅仅是提供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或事件。作为偏见和传统，过去也规定了当一个解释者进行解释时所处的基础。这些实际上都是理解的必要条件，理解者自身的历史性是理解历史对象和历史意义的基础。 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一样都强调理解的历史性和前结构的积极作用，承认历史在我们的条件行和有限性中起作用的必然结果，并力图弄明白自己的前判断并控制自己的前理解，以抛弃天真的客观主义。历史和文化在理解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理解不是人的主体意识的活动，而是历史进入意识的方式。 “有效应的历史意识”强调的是，理解首先就不是人的主体意识的活动，而是历史进入意识的方式。历史文化作为“先见”成为理解的基础。“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只有这样，它才不会追求某个历史对象（历史对象乃是我们不断研究的对象）的幽灵，而将学会在对象中认识它自己的他者，并因而认识自己和他者。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P385] “有效应的历史”与其说是一种意识，不如说是一种存在。“我们的理解是一种进入传承物的时间，其中过去与现在进行中介。……我们不可能使一个孤立的现代视域与一个封闭的过去视域相脱离，所以理解宁可被描述为一种现在与过去的视域融合。这样，每个文本就不只是某个作者的意图和思想的表达，或某种一定历史时期精神潮流的表现，文本的意义整体而是表现一种世界，而这世界说出了在者得以被问和文本得以回答的空间。”[ 洪汉鼎：《理解的真理——解读伽达默尔》，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P6] 视域融合 翻译的过程其实是对“视域融合”的最佳例证。无论翻译者如何致力于进入作者的语境，理解他的思想情感，翻译活动都不可能成为对原文创作的心理过程原封不动的唤醒，而是一种再度创作。这种再创作一方面需要将原始文本的含义传达出来，另一方面又要使用截然不同的语词来传达这些含义。而原文的绝大部分可能的背景或者“词外之意”都不再保存下来，“包含在所说的话中的精确含义——含义总是一种意向——仅仅在原文中才进入语言，而在所有替代性的说法中都会走样。因此，翻译者的任务绝不仅仅是把原文所说的照搬过来，而是把自身置入原文的意向中，这样才能把原文中所说的意思保存在翻译者的意向中。”[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53]而翻译者又不可能将原文的所有意义全部表达出来，因而翻译者要避免原文中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的意义，在这样的行动中，实际上已然把翻译者自己的视域和理解带入到了原文的翻译中。在对原文意义的表达过程中，翻译者自身的思想也融进了表达里。因而翻译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作者的意见，更非是翻译者的意见，而是两者通过“对话”形成的共同的意义。 在伽达默尔那里，过去成为一种永无穷尽的意义可能性的源泉，而非研究的消极对象。在解释者和文本之间的解释学谈话包含着平等和积极的相互作用。一切文字的文本都具有一种确定的“意义理想”。理解文本并不主要意味着回溯到过去的生活，而是在当前参与到文本所说的东西中去。假如把握住由文本提出的问题的过程仅仅被想象为科学地提取出“本来的”问题，那它就不会导致一种真正的对话，只有当解释者被主题推动着、在主题所指示的方向上作进一步的询问时，才会出现真正的对话。真正的提问总是包含着一种对于可能性的揭示和保持，从而悬置了文本和读者当前观点的假定的最终确定性。只有当我们找出文本提出的问题，我们才理解了文本向我们陈述的论题；在我们试图获得这种问题的过程中，在我们的提问中，不断超越着文本的历史视域并把它与我们自己的视域相融合，由此就改变了我们的视域。方法论的贫瘠与真正的理解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想象，也就是在论题中看出值得提问的东西并提出进一步询问论题的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前提条件是解释者能接受文本提问，并受文本挑动而卷入一场对话的风险，这种对话使ta超越自己当前的位置。在真正的理解中，解释者为问题所牵制，无论文本还是解释者都要受到论题的摆布，or like 柏拉图的，受逻各斯的摆布。我们“非得进行”或被“卷进”一场讨论。理解活动中的浮力因素，它使对话双方都超越了自己的视域而进入一种探询的过程，它具有自身的生命，并且经常充满了未曾预感未曾料想到的发展。 语言游戏 这又涉及到伽达默尔所谈及的另一个概念：语言游戏。他所说的“游戏”，不是康德和希勒认为的人在艺术活动或游戏活动中的情绪状态，也不是游戏者借以获得主体性自由的人的活动，而是一种自为存在的活动，是不受游戏者主体意识的控制的。“游戏”的特点就在于游戏者被完全吸引到游戏的来来往往运动中，或者是，进入到游戏可定义的程序和规则之中，而根本无法让自己保持一种“仅仅是在玩”的自我意识。参与游戏的人要全身心地投入或完全沉浸于游戏之中，游戏不是一种主观性的活动，而是从主观性和自我控制中解脱出来的活动。游戏活动的真正主体就是游戏本身。 游戏现象最有意义的并不是游戏所包含的特定目标，而是游戏本身的往复运动，游戏者被卷入这种运动——正是这种运动本身规定了将如何达到目标。因此游戏具有它自身的位置或空间，它的运动和目标同超出游戏的世界相分离而没有直接关联。“一切游戏活动其实都是被游戏”。[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14] “游戏的基本规范，就是要满足游戏的精神——轻松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和成功的喜悦的精神——并满足游戏者等等。这一切同使语言成为现实的对话的规则有结构相似性。如果一个人加入与另一个人的谈话并将对话进行下去，那时就不再是单个人的意愿便可以阻止谈话或控制谈话进程了，这一点具有决定意义。毋宁说，谈话主题的规律在对话中引起争议，引出陈述和相对的陈述，并在最后使它们互相融合。”[][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66]伽达默尔认为，如果我们将理解对象的“原文”概念抛开，就会发现文本的意义整体是通过重复的理解活动中不断在新的当下境况里实现意义的增殖。理解对象的意义就存在在这持续性的理解过程中，超越了每一次单独的理解活动的特殊性而获得了一种普遍性。当下的历史性并没有将过去和现在的意义割裂开来，而是将意义融合为一个整体，并以整体的形式一直更新。 第二部分 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是伽达默尔对其思想来源的解释和评述，有点类似哲学回忆录的性质。他深受20世纪20-30年代的现象学运动和海德格尔的哲学的影响。在他大学期间亲身见证了一战前哲学思想（新康德主义）与神学思想（“自由”神学）的斗争，以及战后阶段出现的崭新的思想情绪：一方面确认了人类存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另一方面科学认识论的异军突起。《20世纪的哲学基础》一文中，他明确地表示，20世纪主要哲学的发展与这些新倾向的胜利有着密切关联。“20世纪哲学发展是对近代思想把自我意识的反思为基础的主观主义的彻底抨击，是对与此相应的把世界归结为科学研究和控制的一个对象的做法的彻底抨击。”[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34] 现象学运动的兴起，削弱了早期认识论的主观主义基础，这种认识论把意识限制于它自身的内容并企图从这种“感觉材料”和纯判断的抽象出发构造世界。伽达默尔称之为克服“主体”从一个被归结为经验和反思“对象”的世界异化。胡塞尔发动了一场针对唯科学主义的运动，从而直接“面向实事本身”。现象学力图用一种方法进入事物前反思的给定性。这种方法不会被任何理论尤其是自伽利略和笛卡尔以来的客观主义所歪曲。 而这种生活世界先于理论客体化而存在的观念实际上从尼采、柏格森、齐美尔和狄尔泰等的“生命哲学”就开始了。自狄尔泰开始，作为对“理解活动”的哲学研究出现——作为一种试图把握对自我和世界的“经历过的经验”并追溯出反思形式的起源的“生活解释学”，经历过的经验最终就固定在这种形式中并在其中进行交往。但他的解释学导致前反思经验和世界定向的多样性。他认为一切把从经历过的经验中产生的世界观统一起来并使它们系统化的反思努力都只能导致另一种世界定向的片面性，因而陷入了历史主义的泥淖之中。 胡塞尔则通过悬置对意识功能的普遍设定，把对世界实际存在的确信放在括弧里括起来，他把哲学的任务限制在确定现象与相应的意识活动之间本质的对应关系上，在这种意识中现象被设定为它们的客观性。客观性的最根本基础是超验自我，每一件存在物的本质有效性都可以通过结构分析从这种超验自我中推导出来。 在《现象学运动》和《生活世界的科学》两篇文章中，伽达默尔深入解释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观念。与此相对应的是“科学世界”，胡塞尔的现象学从一开始就表明，“论证知识合理性的任务并不是指科学知识，更多的是指我们关于世界的自然经验的总体。”[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151]对他而言，“理想的知识是直观，是具体的被领悟的东西，而不是经过解释来对实在进行把握。……只有本质的现象和通过意识活动所达到的对该本质的相应的领悟才使他发生兴趣。”但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存在着致命局限，就是主体间性问题和生活世界问题。 生活世界标志着从胡塞尔的超验主义到海德格尔哲学的转化。从上文的引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是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伽达默尔。他用了三篇文章的篇幅来介绍海德格尔的哲学观点，包括《存在与时间》在内的海德格尔的所有著作，都致力于用一种不受形而上学的客体化范畴曲解的方法去理解存在的意义。他承认正是由于任何思想都具有给定的历史性，因而这种克服形而上学的努力只能作为对遗传下来的意义的证明，而这种意义正是“解释学情境”。 海德格尔后期著作关于存在和思维的关系的论述与伽达默尔对传统和理解的论述非常相近，“如同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思想一样，传统并不是一种隐藏在它的揭示之后的东西……传统就是它的发生，它的不断的自我展现，恰如海德格尔把存在定义为事件性的，亦即作为揭示性的而不是实体性的一样。因此，我们可以在存在的隐藏性和传统的不可穷尽性之间发现一种更密切的亲合性，这种隐藏性和不可穷尽性使它面对每一次研究保持住自己而不是仅仅成为客体的总体。”[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48]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高于思维的论断也对伽达默尔有着重要影响，“人在他与存在的关系中不仅不是本原的，而且人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就他被存在所安排并在他的思维中加入存在事件而言的。”[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48]“思维具有超越人的意向性和目标的本体论地位。”[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P48]这便导致了存在（历史与传统）比人的主体更具有本原性的推论。 对他们两人而言，语言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都起着中心作用。语言不仅被人用来表达自我，更为重要的是，人是倾听语言中传给他的论题。特定的语言的词语和概念揭示了存在的本原性。 正如伽达默尔在书中写道，“解释学反
诠释学（解释学）著作有哪些？越全越好
法解释学
考夫曼《法哲学，法律理论和法律教义学》
拉伦茨《法学方法论》
哲学解释学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
里科尔《解释的冲突》
哈贝马斯《解释学的普遍性要求》
维特根斯坦,胡塞儿,迦达默尔的著作
狄尔泰以前的各种解释学研究，在西方往往统称为古典解释学。古典时期对解释学有贡献的研究者还包括文艺复兴以来的I.M.弗拉休斯、B.斯宾诺莎、J.克拉德纽斯、A.G.鲍姆嘉通、L.迈耶尔、K.W.von洪堡、G.A.F.阿斯特、F.K.von萨维格尼，L.von兰克和J.G.德罗申等。
现代解释学的开创者是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M.海德格尔
什么是“解释学循环”
解释学循环指在对文本进行解释时，理解者根据文本细节来理解其整体，又根据文本的整体来理解其细节的不断循环过程。德国施莱尔马赫正式提出这一概念。认为理解的循环运动沿着文本来回移动，在文本被完满理解时才消失。狄尔泰发展了这一概念，认为解释学的循环包括相互依赖的三种关系；单个词与文本整体的循环；作品本身与作者心理状态的循环；作品与它所属的种类与类型的循环。他并把这种循环扩展到解释活动中理解与经验的关系上。海德格尔认为对未知文本的理解，永远由被理解的前结构所决定，完满的理解不是整体与部分之间循环的消除，而是这种循环得到最充分实现。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观点，在其解释学理沦中认为理解就是不断地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的过程。他用这种解释学的循环去说明传统与理解之间的循环关系，认为传统就是从过去传递下来的东西，我们理解时，一定会受传统的影响去认识事物而且在认识事物之后所得到的解释又转变成为以后认识的传统，这种循环是不断存在的。但这不是坏的循环．而是人的人识所必须的。认为启蒙思想家把传统与知识对立也宋、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从解释学看，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通过理解中的选择、批判而不断前进的。传统是人类知识中的—部分，它必然要在理解中起作用，解释学的理解历史性思想就说明这种循环是知识的历史性的表现。伽达默尔还认为理解的这种循环不是—种方法论的循环。而是描述了理解中—种本体论的结构因素。
中国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而且可信吗
应该从有文字记载的夏朝算起,即从约为公元前2070年开始算,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有4000多年历史了,很伟大的文明啊.
再附一个参考资料：由于夏以前无地下史料,只能凭借传说,因此中华文明史只能从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算起.夏以前是否有中华文明的遗存,中国考古界一直期待着能够找到实物依据.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外考古学家就踏上了寻找中华5000年文明起源的征程,他们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陶器刻划的符号去寻找,从大汶口文化遗存陶器刻划的“文字”等迹象去寻找,试图以此论证中华文明起源可以早到距今5000年甚至6000年,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解释学的现代时期
现代解释学的开创者是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M.海德格尔，他把传统解释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性质的研究转变为本体论性质的研究，从而使解释学由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转变为一种哲学，并发展成为哲学解释学。海德格尔通过对此在的分析达到对一般存在的理解，并把理解作为一种本体论的活动。他提出了解释学循环这一著名理论，认为解释者对被解释对象的认识预期是待解释的意义的一个部分，理解活动的完成因而依赖于理解的前结构，即一组在理解之前业已存在的决定理解的因素。于是,这一基本循环性始终存在于前结构与解释者的情境之间。不过,他强调这不是一个恶性循环,而是此在进行认识活动的基本条件。50年代末德国哲学家H.-G.加达默尔把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古典解释学结合起来，使哲学解释学成为一个专门的哲学学派。他本人的学说也成为60年代以来欧美解释学的基础之一，影响甚广。加达默尔关于解释学的基本观点是：人文科学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相对性与文化差距性。他在美学、历史与语言这三个领域中，分别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人的存在局限于传统之中，其认识会有不可避免的偏见。人类历史由传统的各种力量积累而成，他称之为效果史。在效果史中,过去与现在相互作用,当前的认识受制于过去的传统因素。他认为真实的理解乃是各种不同的主体视界相互溶合的结果。现代解释学前期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宗教解释学者R.K.B.鲍尔特曼(1884～1976)和意大利解释学理论的研究者E.贝蒂。鲍尔特曼受狄尔泰与海德格尔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学循环论，其基本观点是：宗教信息解释者必须先有信仰才能理解，但理解的目的正是为了获得信仰。他还提出使圣经解释非神话化的原则，认为只对圣经作历史的与语言的解释，就足以判定它所包含的宗教信息。他的弟子E.福赫斯与G.艾伯林把其学说移入语言学研究中，在宗教解释学中也有较大影响。贝蒂则反对本体论解释学的主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他直接继承了古典解释学的课题，恢复了把解释学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以及一般解释理论的意义。他认为人文科学中的理解应具有相对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来自心灵的客观表现。但由于客观表现(如文字)与接受者之间存在着距离，因而理解的客观性就不可能完全实现。同时也由于心灵凝结于永恒的形式中并与作为 他者 的其他主体相对而结成相互依存关系，这就使理解不只是了解文本字义，同时也要求文本的创作者与解释者彼此在理智、情感、道德诸层次上互相融通。尽管贝蒂对解释活动的技术性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但他对哲学解释学的影响不很大。
解释学的简介
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哲学体系、方法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有关解释学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它作为一种哲学学派形成于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释义学 早在人类远古文明时期就已存在如何理解卜卦、神话、寓言意义的问题。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已涉及理解和解释的问题。“解释学”一词的词根 hermes就来自古希腊语，其意为 神之消息。当时，人们已把如何使隐晦的神意转换为可理解的语言的研究看作一门学问。中世纪的A.奥古斯丁、卡西昂等哲学家在对宗教教义进行新的解释时，逐步把以往对解释问题的零散研究系统化。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如何直接理解圣经本文的原则与方法的问题，对解释学研究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在法学、历史学、语言修辞学等传统研究中也一直涉及解释学的问题。“解释学”一词于1954年首次出于J.丹豪瑟的著作中。但在18世纪以前，有关如何正确理解文意内容的研究往往被称作释义学。这类研究往往从实用性出发，实际上是一些零散解释规则的汇集。亦泽“阐释学”、释义学”、“诠释学”。广义指对于文本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历史学、宗教、艺术、神话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等问题，反映出当代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各门学科之间相互交流、渗透和融合的趋势。既是—门边缘学科和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又是一种哲学思潮。狭义指局部解释学、一般解释学、哲学解释学等分支、学派。局部解释学泛指任何本文注释(包括古往今来的法律、《圣经》、文学、梦和其他形式的本文解释的规则和方法的理论体系。从古希腊人解释荷马的史诗和其他诗作开始．欧洲的古典学者就有注释古代文献的传统。中世纪后期形成了有关《圣经》经文和法律条文解释的“古典注释学”和考证古代典籍的文献学。一般解释学是对本文的理解和解释的—般方法论研究。它不同于各种局部形式的解释学，其目的在于建立以连贯—致的理解哲学为基础的一般而普遍的方法论。代表人物为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和意大利哲学家埃米里奥·贝蒂。埃米里奥 贝蒂为了响应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发表《作为精神科学的普遍方法的释义学》和《普遍解释是人文科学的方法》(1967)两书，试图建立以考察多学科中解释的模式为基础的普遍“理解”方法，规定一套解释的标准。哲学解释学泛指对理解和解释的现象的各个层次和各种情况的研究，它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对方法论、对理解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及对不同形式的解释的范围和假定等的哲学“反思”。哲学解释学有两种形式；(1)分析的解释学。涉及理解和解释、思维机器和日常语言等问题。它虽然也涉及方法论，但是主要属于哲学性质。(2)人文主义的哲学解释学。其代表人物包括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和德里达等人。他们根据现象学的传统及其对客观知识的批判，对本文解释的条件进行反思。伽达默尔和德里达根据海德格尔对存在——神学传统的批判研究，力图在形而上学问题的具体情况中理解解释。利科与前两人不同，试图调和德国的解释学传统和语言分析哲学、心理分析学、结构主义思潮，认为体论只存在于解释的方法论中．并只有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才能获悉被解释的存在。
文学阐释学是什么意思?
诠释学（hermeneutics），又称解释学，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它也被描述为诠释理论并根据文本本身来了解文本。
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哲学体系、方法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有关解释学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它作为一种哲学学派形成于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释义学" 早在人类远古文明时期就已存在如何理解卜卦、神话、寓言意义的问题。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已涉及理解和解释的问题。“解释学”一词的词根 hermes就来自古希腊语，其意为 "神之消息"。当时，人们已把如何使隐晦的神意转换为可理解的语言的研究看作一门学问。中世纪的A.奥古斯丁、卡西昂等哲学家在对宗教教义进行新的解释时，逐步把以往对解释问题的零散研究系统化。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如何直接理解圣经本文的原则与方法的问题，对解释学研究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在法学、历史学、语言修辞学等传统研究中也一直涉及解释学的问题。“解释学”一词于1954年首次出于J.丹豪瑟的著作中。但在18世纪以前，有关如何正确理解文意内容的研究往往被称作"释义学"。这类研究往往从实用性出发，实际上是一些零散解释规则的汇集。
亦泽“阐释学”、"释义学”、“诠释学”。广义指对于文本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历史学、宗教、艺术、神话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等问题，反映出当代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各门学科之间相互交流、渗透和融合的趋势。既是—门边缘学科和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又是一种哲学思潮。狭义指局部解释学、一般解释学、哲学解释学等分支、学派。局部解释学泛指任何本文注释(包括古往今来的法律、《圣经》、文学、梦和其他形式的本文解释的规则和方法的理论体系。从古希腊人解释荷马的史诗和其他诗作开始．欧洲的古典学者就有注释古代文献的传统。中世纪后期形成了有关《圣经》经文和法律条文解释的“古典注释学”和考证古代典籍的文献学。一般解释学是对本文的理解和解释的—般方法论研究。它不同于各种局部形式的解释学，其目的在于建立以连贯—致的理解哲学为基础的一般而普遍的方法论。代表人物为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和意大利哲学家埃米里奥·贝蒂。埃米里奥 贝蒂为了响应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发表《作为精神科学的普遍方法的释义学》和《普遍解释是人文科学的方法》(1967)两书，试图建立以考察多学科中解释的模式为基础的普遍“理解”方法，规定一套解释的标准。哲学解释学泛指对理解和解释的现象的各个层次和各种情况的研究，它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对方法论、对理解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及对不同形式的解释的范围和假定等的哲学“反思”。哲学解释学有两种形式；
(1)分析的解释学。涉及理解和解释、思维机器和日常语言等问题。它虽然也涉及方法论，但是主要属于哲学性质。
(2)人文主义的哲学解释学。其代表人物包括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和德里达等人。他们根据现象学的传统及其对客观知识的批判，对本文解释的条件进行反思。
伽达默尔和德里达根据海德格尔对存在——神学传统的批判研究，力图在形而上学问题的具体情况中理解解释。利科与前两人不同，试图调和德国的解释学传统和语言分析哲学、心理分析学、结构主义思潮，认为体论只存在于解释的方法论中．并只有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才能获悉被解释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