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顺

神经刀的乒乓球界人物

福原爱乒乓球界神经刀，如果福原爱排第二就没人敢排第一。她可以把现役中国队主力赢个遍，也可以一二轮游，输给无名小卒。可以世乒赛打入八强，也可以一二轮游。她的生胶打法本来发挥不稳定，再加上她的心理状态也不稳定，双重不稳定，塑造了乒乓神经刀第一人。今年的世乒赛二轮游，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比连科，后一个公开赛又输给五十多岁直板左推右攻的倪夏莲，众人惊呼，当心排名被伊藤美诚超过，进不了里约单打。不过经过菲侓宾等公开赛的调整，恢复正常，甚至在本国的另一名一姐突发神经刀时拿下两站公开赛的冠军。到了中国站的时候原地起暴，接连大逆转朝鲜优秀削球手李明顺，世乒赛季军，中国主力队员，里约二梯队候选人木子，并且和新科冠军丁宁打满七局，吓得中国队将福原爱列为国乒最强大对手结果在下一轮公开站的时候又恢复了正常水平，输给自己的好队友石川佳纯（自小爱14年脚伤好以后已经是四连败了）

李明顺的介绍

李明顺，好贷网创始人兼总裁，资深互联网从业者和创业者，互联网金融千人会（IFC1000）的执委、发起人，拥有15年互联网经验，于2013年3月创立贷款第一搜索平台好贷网。作为互联网老兵，李明顺在创办好贷网之前，曾创办聚淘网、财猫浏览器；在此之前，曾担任康盛公司副总裁，中国最大的社区平台Discuz!的联合创始人，并带领公司于2010年以近5000万美元被腾讯全资收购。在2004年创办中国最早的广告交易平台，并担任公司总裁。在更早之前，曾在网易、CBSi等互联网公司担任过核心骨干和主管职务，是中国互联网协会的顾问和北京大学、上海交大等多所知名高校的创业导师。

大家有知道画油画的李明顺和他的模特张寅闹翻的事情的吗？请把具体情况说一下。好久没见李明顺画张寅了。

模特

（职业（展示艺术、时尚产品等））
编辑
模特，最早源于英语的“Model”音译而来的读音，主要是指一类担任展示艺术、时尚产品、广告等媒体的人，模特儿一词也代表了从事这类工作人的职业。模特在体型、相貌、气质、文化基础、职业感觉、展示能力等方面具有一定条件，一般要具有良好身材、相貌基础、个人气质、文化基础、人格素养和展示能力等内在素质，巴西是世界上拥有超模最多的国家。
身高是模特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在实际运作中还分特定人物模特、产品形象模特、试衣模特和礼仪模特等。
中国模特还可以简单的分为平面模特、T台模特、广告模特、特型模特和特殊年龄模特五大类。

学习教育学的意义是什么？

一、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掌握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教育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并不为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转移，教育工作者只有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才能搞好教育。历史经验证明，教育规律早在人们认识它之前，就已经存在并起作用了。二、树立正确的教学观，掌握教学规律，提高教学质量有人说：“不学教育学，照样能上课。”当然，现实中这种现象虽然存在，但是否学习教育学，掌握教学规律，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影响很大。因为，上课有好坏优劣之分。一个卓越而成功的教师正是借助教育学的理论睿智，敏锐地观察课堂上学生心理活动的脉搏，恰当地利用科学的教育环境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去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点燃”他们的求知欲望，从而把教学过程组织得生动活泼，水乳交融，富有成效。三、掌握学生思想品德发展规律，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年轻一代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思想品德决定着今后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随着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给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带来了诸多新的矛盾和许多负面影响。因此，教师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不仅要重视对学生文化知识的传授，而且要重视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即不仅要“教书”，而且要“育人”，并且把两者辩证统一地结合起来，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对不良影响的“抵御”与“免疫”能力。这样，才能培养出合格人才，实现培养目标。四、建构教师合理优化的知识结构，提高教育理论水平和实际技能教师合理的知识结构，既是提高教育理论水平与技能技巧、适应教师职业需要的必要条件，又是教师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焕发创造精神的根本保证。扩展资料基本观点：第一，教育学研究应以教育制度作为优先目标，阐明教育制度对于教育情境中的个体行为的影响；第二，教育实践中的官僚主义、师生与行政人员彼此之间的疏离主要是由教育制度造成的；第三，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完成想要完成的社会变迁，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进行制度分析，帮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理解制约他们思想、行为的制度因素，把学校中“给定的”制度（即从外面强加的制度）变成“建立中”制度（即根据个人间的自由交往而导致自我管理的制度）；第四，教育制度的分析不仅要分析那些显在的制度，如教育组织制度、学生生活制度等，而且还要分析那些隐性的制度，如学校的建筑、技术手段的运用，等等；制度教育学关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重视教育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制度问题对教育的影响，促进了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但是，制度教育学过分地依赖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教育学

学习教育学有什么意义？

　　学习教育学的意义
　　一、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掌握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
　　教育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并不为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转移，教育工作者只有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才能搞好教育。历史经验证明，教育规律早在人们认识它之前，就已经存在并起作用了。遵循它，教育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就成功；违背它，教育事业就受挫，就倒退，就失败。例如，伴随1956年、1958～1960年、1978年三次教育“大跃进、大发展”之后的“大调整、大收缩”就是因为违背了“教育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互制约的规律”而遭致的重大失败与损失；而1981年以后国家制定的大、中、小学工作条例，由于它符合了教育自身的规律，因而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稳步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持续提高。教育学系统地剖析了教育现象的不同层次和各个侧面，揭示了教育领域里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如能自觉地在教育实践中按规律办事，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国的教育学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发展、变化、唯物、辩证、动态的观点为指导，去分析、认识与把握教育现象及其本质属性。因此，学习教育学可以使我们逐步树立正确、科学的教育观，提高我们投身教育实践的自觉性、积极性与预见性，也能使我们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教育实际中坚持正确的方向，掌握正确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
　　二、树立正确的教学观，掌握教学规律，提高教学质量
　　有人说：“不学教育学，照样能上课。”当然，现实中这种现象虽然存在，但是否学习教育学，掌握教学规律，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影响很大。因为，上课有好坏优劣之分。一个卓越而成功的教师正是借助教育学的理论睿智，敏锐地观察课堂上学生心理活动的脉搏，恰当地利用科学的教育环境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去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点燃”他们的求知欲望，从而把教学过程组织得生动活泼，水乳交融，富有成效。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有教的规律，“学”有学的规律，各门学科自身又有各自的特点与规律，要形成高水平的教学“双边活动”，需要对许多因素进行综合、协调，使其发挥整体效应。有的教师上课，不能使学生心领神会，学生愁眉苦脸，摇头叹息，既窒息了学生的求知热情，又压抑了学生的思维发展。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效果，关键就在于教学是否符合教学规律，教师是否善于科学而巧妙地将教学规律应用于教学实践，并按照教学规律，形成自己的教学艺术风格。
　　有位小学特级教师从来不把孩子当作一只空口袋，拼命往里灌东西。她把主要精力放在启发诱导上，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发展已有的知识，发展记忆、想象和理解能力，接受和消化新的知识。如“祖国”这个词比较抽象，很难用一言半语讲清楚。她问学生：“哪个小朋友知道祖国是什么意思？”一个小朋友说：“祖国就是一个国家。”又问：“到我们学校参观的客人中有日本朋友，美国朋友，日本和美国都是独立存在的国家，我们能不能称它祖国呢？”好多孩子同声回答：“不能!”另一个小朋友举手回答说：“祖国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她立即肯定了他的回答，并且画龙点睛地指出：“对，祖国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是我们爸爸妈妈、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
　　又如“颗颗穗粒多饱满”这一句讲解过后，她要孩子们用“饱满”一词造句。有的同学说：“麦子长得饱满。”有的说：“豆角长得饱满。”她忽然走到教室门口，转过身来，胸脯略微挺了一挺，两眼炯炯发光。她问学生：“你们看，老师今天精神怎么样？”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说：“老师精神饱满。”她接着说：“让我看看大家的精神怎么样。”孩子们也挺起了小胸脯，坐得端端正正。“饱满”这个词，大家不仅懂得了它本身的含义，也懂得了引申的意思和用法。
　　三、掌握学生思想品德发展规律，做好教书育人工作
　　年轻一代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思想品德决定着今后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随着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给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带来了诸多新的矛盾和许多负面影响。因此，教师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不仅要重视对学生文化知识的传授，而且要重视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即不仅要“教书”，而且要“育人”，并且把两者辩证统一地结合起来，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对不良影响的“抵御”与“免疫”能力。这样，才能培养出合格人才，实现培养目标。
　　青少年时期容易受外界影响，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教师只有掌握德育过程的特点与规律、原则与方法，并将其建立在社会发展需要与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科学基础之上，才能使学生的思想觉悟、道德品质、行为习惯，按照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要健康成长，学生才可望成为具有健全个性、奋发有为，德才兼备的新一代。
　　在帕夫雷什学校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年级的新生格里沙，由于母亲工作忙，开学第一天来上课时，耳朵没有洗干净。在第一节课上，女教师发现格里沙的耳朵很脏，就叫他站起来给大家看，把他作为典型，教育其他学生要爱清洁讲卫生。教师这种粗心大意的做法，使格里沙的幼小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创伤。在这以后，每当上这位女教师的课时，格里沙就感到似乎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的耳朵，抬不起头来。这种反常的心理妨碍孩子集中精力听课，所以对女教师所教的算术和阅读课，格里沙都学得很差。女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措施所产生的后果却毫无觉察。她不了解格里沙的痛苦，反而把他学习不好的原因归罪于他上课思想不集中、不肯用功，并多次进行指责。这一切更加重了孩子的思想负担。结果，格里沙的算术和阅读只得了“2”分。格里沙终于忍受不住了，他流着眼泪向母亲倾诉了自己全部的痛苦。母亲向学校要求调换班级。学校在了解事情的真相后，同意将格里沙调到其他班级。后来，就是这个被女教师认为学习不好的格里沙，到五、六年级时，在数学方面表现出极大的才华。
　　女教师在教育方法上的错误在哪里呢？就在于她对儿童的自尊心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当她把格里沙在全班面前“示众”时，她完全不了解这对孩子心灵造成的创伤和精神上带来的痛苦。以后，她对孩子的指责，更加重了他的思想负担，以至严重影响了孩子正常的学习，阻碍了孩子智力的发展。当初这位女教师完全可以采取正面教育的做法：她可以找一个衣着整齐、手和脸洗得干净的学生，叫这个学生站起来给大家作榜样。而对格里沙，只要注意地看他一眼就行了。
　　四、建构教师合理优化的知识结构，提高教育理论水平和实际技能
　　教师合理的知识结构，既是提高教育理论水平与技能技巧、适应教师职业需要的必要条件，又是教师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焕发创造精神的根本保证。正如一个缺乏坚实古文基础的人不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考古学家一样，一名没有深厚教育学基础知识的教师，很难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教师的知识结构，既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又需要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还需系统的教育学科知识。只有三者兼备一身，合理优化，才能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目前，我国高等师范院校课程结构的弊端之一，就是只在本专业一个点上掘井。这种掘井式的知识汲取也许对学术研究是必要的，但作为一种教师的培养模式只能导致知识单一，视野狭窄，很难适应教师职业的要求。
　　在西方发达国家培养教师的综合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院中，教育学科的课时数，在各门课程课时总数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例如，美国有的高校占30%以上，有的达到50%；英国甚至达60％；日本约占19％；前苏联大致占25%。这说明，教育科学特别是教育学是师范生最佳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李铭顺的人物评价

李铭顺在电视剧《陆小凤》中饰演西门吹雪，外表冷漠孤傲，内心却真挚细腻，敢爱敢恨。通过眼神来表现了西门吹雪的内心世界（新浪网评）。李铭顺演技精湛，表演方式细腻又不煽情，在处理角色时，能带给人不一样的感动（腾讯娱乐评）。现实中，他是一个绝对的好男人形象（网易娱乐评）。拍戏时很严肃，尤其是感情戏，没办法像某些演员，一边嘻嘻哈哈，一边又能马上投入（范文芳评）。

东北抗联将领交通员范景海简介

早在1929年，汤原县党委就下辖有八浪河（即巴兰河）、大古洞河、小古洞河等党支部，在巴兰河流域及邻近的通河县境大小古洞河流域开展了早期党的组织活动。
1936年9月18日，在帽儿山的三军被服厂里（现伊春市南岔区翠岗林场区内西南18公里处），召开了“珠汤联席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冯仲云当选为省委书记。会后不久，省委机关就转移到巴兰河上游东岔河东岸张木营子（今朗乡林业局新东林场场部东南）的东山山崖下，东岔河边。从1936年9月一直到1938年9月，这里一直是北满临时省委机关所在地，存续时间达两年。
当时，这里只有一座猎人居住的碓房，实际上就是座门前屋后种着镐头地的地窨子小房。因为主人姓张，会做木匠活。因此人们就把这个地方叫做张木营子。这个地方是抗联的交通站，主人张木匠是交通员。张木营子东山崖上下共有大小两座木刻楞房子，省委同志住在山上的那座，两间大小，收拾地比较干净。别的同志住在山下的那座，房子大一些，简陋一点。1984年秋，新东林场新建工人们在手工作业中发现山上山下和两处房框。1985年春，又在房框内和周围先后挖掘出油印机辊、油墨盒子、马蹄灯、水壶、三八式步枪枪管和机件等抗联文物。
当时的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在1961年7月回忆说：省委设在依兰八浪河的黄山岭，一直到1939年离开此地，我在那儿待了四年（1936-1939），这地方现属伊春。他还说：“为什么把省委设在那呢？（因为那里）往北就是兴安岭，还可以上西荒，东边就是汤原。巴兰河是个很重要的枢纽。这里不是山就是山，敌人不易进攻，所以把省委安在了这里。”
抗联老战士陈雷对巴兰河的北满临时省委有如下描述：1938年“三.一五“事件，佳木斯地下党被破坏后，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兼六军政委张寿籛同志带我到巴兰河找到了北满省委。那时，北满省委的秘密机关在巴浪河上游东岸的一座山上，下临悬崖，地势险要。在这里，张寿籛政委与省委的负责人张兰生、冯仲云、魏长魁等人一见如故，互相询问了分别之后的情况。这时省委的秘书长是崔清洙（外号“吹不响”，朝鲜族）。见面后的第二天，省委在机关驻地东边的一座小山上召开了第七次常委会议。会议开了四、五天，刚结束不久，因为敌情有变，省委机关要转移。首先将女同志转移到更北面的深山里。第二天，队伍正待出发之际，敌人来袭，山下前哨卡子处传来激烈的枪声。前哨距离省委所在地不到十里，必须立即转移。当时，陈雷正在山下的大房子里，听到对岸传来枪声，就跟着张寿籛政委所带的六军少年排（排长曹玉魁）等人就背着五六十斤的东西，一起向东山顶撤退。到达山顶之时，敌人已经到了山下柳毛沟，并向省委驻地的房子射击。陈雷随着少年排翻山越岭朝东北方走了老远，走到午后三、四点钟，也没甩开敌人的军犬。大家又走了十几里路，遇到一条小河，张寿籛政委急中生智，派曹玉魁带几名战士直接过河，踩出脚溜子，走向东北，然后再散开回到河边，以迷惑尾追的敌人，而我们则都趟水下河，顺河下行十余里。就这样，我们利用河流，迷惑了敌人，这才摆脱了敌人的追赶，来到四块石。
抗联老战士李敏同志也对巴兰河有所回忆，她曾两次到过巴兰河的北满临时省委机关驻地。第一次是她13岁刚入队时，由省委交通员李升带着她和李桂兰两个女战士，从汤原苏拉河（即舒乐河）出发，走了两天多来到巴兰河，在一个靠山邻水的山脚下的一座木刻楞房子里，也就是北满临时省委机关见到了省委书记冯仲云。冯仲云将她们安排在六军四师吴玉光部队，以后又到了汤原帽儿山四块石第六军被服厂。第二次是1938年3月，帽儿山被服厂遭袭后，李敏来到汤原格金河六军少年排（后改成教导队）。4月底，由曹玉魁排长带领，保卫张寿籛政委到北满临时省委开会。与张寿籛同行的还有佳木斯地下党负责人陈雷（当时叫姜士元）。她们到达北满临时省委后，见到了赶来开会的省委负责人张兰生、冯仲云、魏长魁和省委秘书长崔清洙等同志。为了欢迎张寿籛一行人的到来，省委机关在第二天晚上举行了欢迎晚会。会上，冯仲云首先讲话，随后由崔清洙主持表演节目。李敏和抗联第三军被服厂的金伯文（当时叫金贞顺）、穆淑琴、金玉顺、张熙淑等同志，伴随着主持人悠扬的口琴声翩翩起舞，跳起了朝鲜族民族舞蹈。接着，省委交通员，60多岁的“老干姜”（即范景海）表演了东北大秧歌，晚会一直到深夜，大家才尽兴而归。
　　第三天（5月1日），北满临时省委成员张兰生、冯仲云、魏长魁、张寿籛等同志离开机关驻所，到东边山上召开第七次常委会议。白天开会，晚上回到住所休息。会一连开了四五天。结束后，由冯仲云向省委机关同志简要传达会议内容。
会议结束两三天，由于知道日军要进山讨伐，省委机关积极做好转移准备，先把被服厂的女同志送到
北边更加隐蔽的大山深处。女同志刚走的第二天，队伍正要出发之际，忽然听到距省委机关驻地不到10里的前哨卡子处传来激烈的枪声。机关同志在少年排的保护下迅速撤到机关驻地的后山。刚到山顶，敌人就到了山下的沟塘，隔着东岔河老远就向省委机关的空房子打枪。敌人讨伐队这次袭击没有抓到任何人，以为是平常的抗联密营，不知道是省委机关重地，没引起太多的注意，所以把房子烧了之后就走了。事后，省委的同志就又回到这里，换个地方，重新盖起木刻楞。继续在这里指挥北满抗日斗争，直到四五个月后的当年秋天。　　　　
关于1938年秋北满省委撤离巴兰河之事，是当时汤原格节河区区委书记张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告诉李敏同志的。张世说，那是1938年五花山的时候，北满临时省委张兰生和冯仲云同志在四块石召集汤原地下党负责同志开会。两位省委负责人告诉与会同志，省委驻地近期要随西征部队转移，新地点等候通知。
张世回忆说，巴兰河东约30公里的四块石山是北满省委和周边汤原、铁力、依兰、通河、方正、延寿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和聚会的地方。四块石月亮门以东山上有12个大石砬子，高耸入云，远处可见。省委和地方党组织的交通员就把用桦树皮书写的或装在瓶子里纸写的信件分别藏在事先约定好的石砬子下面石缝中，定期送取，如约行动。设在巴兰河的北满省委经常以这种秘密方式和地方上的党组织保持联系，在通讯手段极为原始落后的艰苦条件下，领导者北满的抗日斗争。

西征战略决策地

在北满抗联将领中，最早提出西征战略思想并付诸实施的应该是赵尚志。而巴兰河则与北满抗联部队西征有着深刻的渊源。巴兰河既是作出西征战略部署的决策地，又是相继进行的三批西征部队的经过地。
早在1936年秋，赵尚志就提出了西征的建议。他在以抗联三军司令部名义发表的《为反对秋冬“讨伐”告一切反日部队及全体战士书》中，就明确指出：东北抗日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我们应当积极主动地分头突击，冲破敌人的包围，开辟新的反日阵地，扩大游击区，使全东北无一地无我抗日救国部队的游击足迹。1936年9月18日，在巴兰河东南三、四十公里远的四块石，召开的“珠汤联席会议”上，赵尚志将突击远征作为开展游击运动的策略提了出来。在会后发表的《决议草案》中指出：为胜利地冲破敌人今年秋冬期大“讨伐”，队伍要采取进攻策略，向新区发展。
赵尚志在突击远征的问题上，既有理论上的深刻阐述，策略上的明确部署，而且率先垂范，亲自付诸实施。他在1936和1937年先后亲自率领和部署了三次西征，不但自己带领部队西征，还先后派出张光迪和李熙山两支先遣队远征岭西，开辟了铁力、绥棱、庆安、海伦等地新的抗日根据地，为1938年北满抗联部队西征的顺利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7年6月28日至7月中旬，中共北满执委扩大会议在巴兰河上游，张木营子省委驻地附近的六军被服厂（今朗乡局被服厂沟附近）召开。吉东地区主要抗日将领周保中也被邀请参会。在这次会议上，赵尚志以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主席身份代表临时省委，就东北抗日运动形势和一年来执行珠汤联席会议各项决议及北满抗日运动发展状况，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根据抗联各部队在松花江下游地区聚集过多的情况，以一年多抗联第三、六军的成功实践强调提出：各军必须互相援助，团结一致，配合行动，用竞赛突击的方式，开辟新游击区，突破敌人进攻与“讨伐”。抗联各军不能“猬集”三江一地，应当互相支援，开辟新游击区。他同时以张光迪同志成功地开辟绥海根据地游击区为例，耐心地向同志们做思想政治工作。
这次会议指出：各军必须主动地分头向黑龙江省的嫩江平原、吉林省的榆树、舒兰地区突击，以便相互声援，分散敌人的兵力，不能长期地把大量兵力集中在三江地区，给敌人造成“聚歼”的机会。
这次会议召开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形势发生变化，加之北满和吉东省委之间的分歧与不和谐，以及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赵尚志的这一正确战略思想未能很好地贯彻实施。吉东方面第二路军一直到1938年的下半年，才在敌人的重兵之下被迫实施这一方案，但已为时晚矣，西征的第四军全军覆没，第五军遭到严重损失。而在北满三江地区聚集的抗联九个军也没有积极动作，丧失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和有利时机。
1938年5月1日，在张木营子东山召开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出席者有张兰生、魏长魁，旁听者冯仲云、崔清秀。补充会议时，张寿籛参加。这次会议决定，组织三、六、九、十一军穿越小兴安岭，向岭西的铁力、庆安、绥棱、海伦一线战略远征。可以这样说，在抗联斗争史上著名的北满部队西征就是在这里作出决定，并迅速付诸实施的。正是这一决定的作出，粉碎了敌人企图聚歼北满抗日联军于松花江下游的阴谋，保存了抗联的有生力量，为北满抗日联军坚持斗争取得最后胜利赢得时间和空间。与抗联一路军、二路军部队进行的西征遭受严重损失来比，北满三路军西征无疑是成功的，虽然是迟到的胜利，但在抗联史上的意义依然重大深远。

抗联第三、六军被服厂驻地

1937年5月，抗联六军被服厂从东四块石转移至张木营子省委驻地以东的沟塘中，后来，人们就把这条沟称为被服厂沟（今伊春市朗乡林业局新东林场东），一直延用至今。另外，在巴兰河上游一带还建有多处三军被服厂厂房，其中的两处在新东林场西北3公里和东面近10公里。
1937年6月28日至7月中旬，中共北满执委扩大会议在六军被服厂召开。六军被服厂全体同志参加会议的服务工作，三军被服厂的女战士也被调来一同做服务工作，负责做饭、采野菜、洗衣服、烧水、倒水等后勤工作。据原三军被服厂党委书记金伯文回忆，当时她是从帽儿山（四块石）走了大约半天，来到张木营子六军被服厂。1984年，金伯文再次来到朗乡林业局新东林场，重访故地，并在林场场址西约四公里的山上，找到了被服厂遗址。抗联老战士李在德在她的回忆录《松山风雪情》中也回忆道，“1937年8月，我和保合同志沿浩良河踏上了去巴兰河的路，在一个战士的护送下走了两天，到了三军司令部的后方，巴兰河上游的东岔河。”
开会之前，被服厂同志们在裴厂长的安排下，将缝纫机等设备安置在紧挨房子的外边大树下，女同志在外面搭上帐篷住宿，倒出房子用来开会和首长住宿。
在会议召开期间，被服厂的女战士们工作十分繁忙。白天为会议做好后勤服务工作，做饭采野菜等。还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来做军衣。女战士们采用民间土办法，用黄菠萝树和柞树皮煮水当染料，把白布染成了黄色。经常是白天做好会议服务工作，晚上赶做军服。天黑看不见就拢起火来在火光下做。由于工作间已经被会议所占，她们就将机器搬到外边去做。
由于会议时间较长，准备的粮食不够。会议最后几天，被服厂女战士们就上山挖野菜作粥喝，或者拿野菜就着咸盐水充饥。开会的领导也一样和女战士们上山挖野菜充饥。当时，被服厂里的生活很艰苦，工作条件也很差。起初，她们用桦树皮或松明点燃照明，后来密营粮仓的地枪打住一只大黑熊，才有了熊油灯。熊肉也成了美味佳肴，大家改善了伙食，也使瘦弱的身体得以恢复。
会议期间，六军被服厂有两对新人结婚。一对是三军宣传科长于保合和李在德，一对是六军四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和李桂兰。另外，三军被服厂的金伯文与张寿籛同志也喜结良缘。

东北抗联电信学校诞生地

1936年3月19日，张寿籛率部袭击驻扎在老钱柜（今上甘岭林业局平川农场家属区东山岗上）的伪汤原警察大队，缴获一部电台，为创建电信学校、培养通讯人才提供了条件。赵尚志将组建电信学校的任务交给了1934年在苏联学过无线电技术的于保合。
1936年，根据赵尚志的指示，校长兼教官于保合和17岁的女战士于岩秀，在炊事员老王同志的带领下来到三军被服厂。一个多月后，三军司令部少年连的5名战士奉命报到，并从伊春山里运来了缴获的电台、电池和一些零件。东西运到后，于保合带领这些战士们来到密林深处确定了校址。
1936年7月，在石帽顶子山南，东岔河（巴兰河支流）北，巴兰河沟里张木营子以东约七十里的东山坡上正式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电信学校，全校总共11人。于保合同志任校长兼教官。学员有9人，分别是三军司令部少年连排长马玺贵（20岁）、战士史治国（18岁）、宋秉华（17岁）、李云龙（17岁，朝鲜族）、曲某（十七八岁）五名；六军战士孙国权（十七八岁）；独立师（后改编为第十一军）战士3名：吕文海（16岁）、张某（19岁）、李某（十七八岁）。炊事员是王把头。三、六军派来的人全是党员，加上于保合，共有七名党员，成立了一个党支部，于保合任支部书记，马玺贵任学员队长，协助于保合工作。
　　建校后，学员们在王把头带领下，就地取材，用松木盖成木刻楞房子以做校舍，用石头片垒成火炕。给养则从张木营子往学校背，两天背一次，一直到8月份下旬才开课。
　　电信学校的课程以技术课为主，军事和政治课、文化课相结合。技术课分为两部分：三分之一讲电学、电工原理和使用无线电的常识，三分之二进行收发报训练、国际电语训练。政治课每天1小时，学习三个月后，电信学校于1936年12月，迁到翠峦河畔，与伊春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合并。学员转入抗联政军学校第三期学习，学习至1937年2月结业，学员被分别派赴北满抗联各军从事电讯工作。
抗联第三军电信学校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培养了一批无线电技术人才，为创建东北抗联的电讯队伍奠定了基础。

抗联情侣结缘地

1937年7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主要领导在张木营子的临时驻地（现址在新东林场场部西南山上，大穷沟系43林班），为张寿籛（即李兆麟）和金伯文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的婚礼，两人在此喜结良缘。
据抗联老战士李东光回忆，其所在的第三军少年连当时得到通知，张寿籛主任和被服厂女战士金伯文，第二天举行婚礼。要求少年连的战士除了照常站岗、放哨外，全连还要兵分三路——一路打猎、抓鱼，一路锯树、砍柴，一路采野花，来布置露天婚礼会场。小战士们接到这个喜讯，便迅速地行动起来。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班长同意了李东光要求锯树的请求，李东光就和另外两个小战士来到树林里，先砍倒一棵树，然后李东光就骑在砍倒的树干上，稳住木头，让另外两个锯断。锯着锯着，长锯被卡住了，李东光便想帮着抬起树干，刚一弯腰，两个拉锯的战士恰巧一抬锯，锯背一下就碰上了李东光的嘴角，血流了下来。
傍晚时分，集合的哨子吹响。八堆篝火熊熊燃起，战士们就围坐在篝火旁喜笑颜开，等待着婚礼的进行。
不一会，张寿籛、金伯文以及蔡近葵、于桂珍这两对新人就在赵尚志和冯仲云的陪伴下，面带笑容地坐在专门为他们做的用两个木凳搭成的长木板上。
赵尚志兴高采烈的向大家宣布婚礼开始，并简要作了抗战形势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随后赵军长让两对新人讲话，冯仲云先拉着新娘让她先讲，金伯文一是不好意思，二是汉语说得不好，就让新郎张寿籛代表向大家致意。接着，赵尚志军长又要求新人出了个节目，于桂珍来个表演唱，赢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随后由三军宣传科长于保合担任指挥，于桂珍和大家一同唱起了蔡近葵作词的《满江红·白黑征歌》：“冰结花残，千里外白黑长征。忆故国倭奴残暴，男儿奋兴。惯矣军旅未觉苦，漂泊数载焉知幸。但使那东北光复后，安我心。山河壮，起征尘，头颅掷，慰英魂。逞军威横扫黑水之滨，不曾收复失去地，那堪再听亡国音。欲归来共奏凯旋曲，待来春！”少年连战士一连唱了《长白山歌》、《露营之歌》等七、八首歌曲助兴。于保合还独唱了一首《渔光曲》。在唱《露营之歌》的时候，于保合刚一起唱，赵尚志突然站起来打断了一下，说这是张寿籛主任的大作，由他来指挥领唱最好。在大家的哄闹中，将婚礼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这之后的几天，新郎和新娘依然和以前一样，分别住在各自的宿营地。直到有一天，抗联指战员们猛然明白过来，于是将一顶小帐篷拨给了他们两对新人人。谁料就在入住的当晚，暴雨骤降，山风呼啸，金伯文和张寿笺的小帐篷抵不住风雨的侵袭，不但被浇透，而且不一会就被狂风刮跑。这对小夫妻只得跑到赵尚志和冯仲云等人住的小屋门前，敲门请求暂避一时。无奈怎么敲门，赵尚志等人就是不开，存心想看他们两人的笑话。结果两人就在风雨中继续谈着他们的爱情，都谈成了“落汤鸡”。惹得众人笑得肚皮都疼，直到几十年后，金伯文重返故地，谈到此事，依然笑个不停。
这座密营遗址位于新东林场场部西南山上，从新东林场场部南行六、七百米，爬过3200米左右的坡度很大的山路，来到山脊之下的一块稍有坡儿、大约二、三百米的地方，就来到了遗址所在地。这里西面两面青山，北面有高耸的石崖，既居高临下，又幽深隐蔽，还向阳背风，足见当年抗联战士们的好眼力。现在这里尚遗留有依稀露出的石板、石条、石块垒砌的灶坑、烟筒桥子、出烟口等物。
2000年6月，在此挖掘出茶壶、炉钩子、带枪眼的水桶。2006年10月进一步在此挖掘，出土抗联遗物25种、近百件。有锈迹斑斑的已经爆裂的枪管、子弹壳，铁皮水壶嘴、斧头、镰刀、带扒锔子的铁锅碎片、铁锹，带马掌钉的马掌、马嚼子链和环，圆形和椭圆形罐头盒，铜皮带卡子、马裤别子、皮鞋底撑子、小镜子框、搪瓷茶壶盖，搪瓷盆、瓷碗、豆油瓶子碎片，合金小装饰物，带字的铜片、铜钱、胶鞋底、马肋骨、木炭、灰烬等。而且在密营西边20多米远的地方还有一道残缺的石墙，长约三米，高约四五十厘米，墙西有一座深坑，似是贮水池。

抗联在巴兰河的战斗

日军侵入东北后，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民众，揭竿而起，成立了若干不同形式的抗日武装，“天帮”（头目大俊子）、“海红”（头目张喜山）、“傻子”、“天下好”等山林队就活动在巴兰河流域。此后均被抗联第三军收编。其中“海红”山林队头目张喜山的岳父葛文魁（因枪法好，被称为葛炮），带领队伍坚持在四块石、巴兰河流域活动，一直到1943年被敌人抓住在大烟地枪毙。
1936年1月，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后，六军党委就派所属的8个团分赴松花江两岸深山密林，广泛建立根据地，巴兰河流域就是当时建立的汤西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6年4月15日，抗联第三军西征部队在赵尚志的率领下，攻打舒乐河镇警察署，与警察署长以下30名自卫团员交战，击毙警察署长，缴获步枪37支、子弹1650发、手枪1支、人质37名（自卫团员）②。战斗结束后，继续前进到巴兰河谷，与日伪军警展开激战，击毙日军多名，缴了伪军一个连和一个伪山林警察队的枪械，夺取许多轻重武器，使抗联第三军威震松花江两岸。随后他们又在巴兰河谷建立了许多密营，收编了多支反日山林队，使三军第五、六团得到很大发展，并扩编为第五、六师。
1936年4月，抗联第三军在通河智取伪军34团一个连，缴获100多支枪。4月20日，赵尚志派三军执法队长李洪生率领部队扫清曹家屯的反动势力。由于听错了命令，李洪生带领部队来到八浪河沟口的韩家屯，误杀了一些积极建立反日会、捐助抗联部队的朝鲜族农民（12名），烧毁朝鲜族农民房屋6栋，掠走小铳（步枪）1支、拳铳（手枪）1支，牛马六头（匹）及粮食、衣物若干。导致该地的朝鲜族妇女结队于4月23日来到三军军部质问，赵尚志听后十分气愤，把李洪生枪毙，由张寿籛接任稽查处长。并把当地的刘保长和韩诠当两人请至韩家屯东三十五里的克（古）拉气，对他们表示歉意，同时支付韩诠当房屋烧毁赔偿金一千元，并给死去的十二人每人三十元，其遗族九家各五十元，共计八百一十元，当面交给韩诠当，让其代交受害的朝鲜族群众，对他们进行抗日宣传，劝他们不要搬走。
1936年10月，五军一师关书范带领部队参加西征，从铁骊经过巴兰河前往通河。1937年秋，抗联第三军在巴兰河木营逮捕了一名打入部队内部的日本奸细刘喜亭，经过审讯，得知此人受哈尔滨日特机关的派遣来到下江，假装积极，打入第三军后从事特务活动，被及时发现，经过审讯将其处决。
1938年6月后，聚集在下江的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等抗联部队，分三批向铁力、庆安、绥棱、海伦等地远征。在远征过程中，众多的抗联战士从这里经过，最终到达目的地。担任抗联后方留守处副处长的宋喜斌团长，当时就率领部队，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四块石活动，保卫北满临时省委的安全。北满省委书记金策特别指出：“我认为八朗河（编者——即巴兰河）、帽山一带和依兰距离不甚远，常与依兰关系接洽方面比较便利，兰生同志务要与宋团长喜彬同志一起活动。一方面领导队伍，另方面无管怎样建立与恢复地方组织关系。”
1939年5月，北满抗联主力远征岭西，成立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后，巴兰河流域仍有多支抗联部队活动。三军二师政治部主任李泰率领30余名战士，坚持在大小古洞河、巴兰河一带展开游击活动。北满省委负责人及时对三军第二师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兰生同志暂时有向通河移动的必要，应担负起领导
第二师及其他全部之责，……军部决议李泰同志为第二师长，委宋喜斌同志为第二师四团团长。在下江活动的七十三团归来时，将其编入二师。现在第二师任务分成三个班进行活动，其活动区域：宋喜斌率领部下十七、八名，继续在八兰河、帽儿河、汤利泉等铁路沿线进行活动，因宋不可能单独活动，其政治工作由兰生同志负责，以加强该部队的党政工作。李泰师长率领十余同志到八兰河，其任务建立我队之活动区域，在七十三团从下江未归来前，不准离开巴兰河。此两部要经常取得密切联系，同时在每月更要与军部取得联系。最重要任务——完成建立与汤旺河东之军部的关系。”《中共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40年3月13日）也曾指出：通河县三军第二师在宋仲鹤同志（师长）领导下，依兰八浪河、通河大小梧桐河、马利河一带活动，自去年夏季受好几次损失，现今只剩二十来名，活动非常困难。
1940年6月，“戴洪滨、王勤匪合流前月来通河濒山地区潜入，宋团长汤、通县境活动”④ 1941年2月8日，汤原县警务科在巴兰河上游密林深处搜山时，在树洞里发现了隐匿于此的抗联部队的无线电台及部分文件（为1938年印刷）。2月21日，又在巴兰河上游打皮子猎人窝棚里发现了七具猎人尸体，判断已死一月有余，窝棚被烧严重。据判断，1940年12月25日，有四名抗联战士在此经过，被这几名打皮子猎人发现报告给警察署，怀疑系报复杀害。
舍身援抗的爱国群众

在东北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广大林区的人民群众将抗联部队当作亲人，不惜毁家纾难，甘冒风险，为战斗在山里的抗日战士送粮送衣、送弹药，担任向导、救护伤员、传递情报。用山民朴实的行动与抗联战士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当时在小兴安岭的群山里有许多碓营把头、猎人、烧炭及砍伐工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常以为抗联部队代买食物、药品、鞋帽等。其中有位名叫张德的依兰人，更是经常以木营、趟子房买东西为名，给北满临时省委及抗联队伍代买和运送粮食、食盐、衣物等生活必需品。有一年夏天，他背着好几十斤食盐归来。天近中午，快到目的地的时候，碰上了上山巡逻的山林警察队。敌人问张德背这么多食盐给谁吃？张德回答，给套子房的工人和喂落套子的老牛。敌人不信，认定是给抗联送的，把盐扬了一地，然后扒光他的衣服，吊在树上好顿打，打完了也不放下来，继续挂在树上，要让小咬、蚊蜢把他活活咬死。密营的同志久不见张德的归来，几个战士就顺着张德返回必经的路线去迎接他，正好看见了被赤身裸体吊在树上的张德，他浑身爬满蚊虫，已经奄奄一息。同志们赶紧放下他，驱散蚊虫，穿上衣服，将他救回机关驻地。
1941年8、9月间，抗联三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冯仲云带领的小分队，在巴兰河山谷里被人数和装备占优势的敌人包围，突围脱险后只身来到巴兰河谷的丹青河沟里（现依兰县境）张木匠“碓房子”。在张木匠（原名张升）的掩护下，辗转在丹青河、巴兰河的山沟里，巧妙地避开敌人的搜查，大约20多天后，安然归队。光复后，冯仲云同志曽要求当年的这位老战友到哈尔滨颐养天年，但住了几天后，张升同志仍然回到了老山沟里。
由此可见，北满临时省委和抗联部队之所以能够在没有任何后勤保障的情况下，长期坚持抗日斗争，与广大抗日群众的大力支援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