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江的介绍
张文江，男，1956年生，上海市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钱钟书传》、《管锥编读解》、《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古典学术讲要》、《<庄子>内七篇析义》、《潘雨廷先生谈话录》（记述）等，并整理、校点潘雨廷先生《周易表解》、《易与佛教、易与老庄》、《易学史发微》、《读易提要》等著作多种。张文江教授一直以自己的方式解说中国古典学术，在他看来，保藏并阐发中国古典学问，既是中华民族应尽的责任，也是中华学术的向上之路。
古典学术讲要怎么样
原载《文景》杂志2011年1、2月号合刊 大概在2006年上半年，我打算考陈思和老师的博士，于是开始系统阅读陈思和老师的文章和著作。陈老师在一篇散文中提及，曾到一位朋友家听庄子，感觉极好，读罢陈老师的文章，当时无限向往，不知道老师这位朋友是谁。隔了几天，一次我和刘志荣先生聊天，说道，在复旦西学我可以听张汝伦老师的课，但中学苦于无明师，不得其门而入。志荣说，暂时可以不必着急，以后应该有机会去张文江老师家上课。当时方知，陈老师的这位朋友就是张文江先生。2007年春天，我有幸开始去张老师家上课，其时正讲《尚书·无逸》。我与《尚书·无逸》颇有缘分，2008年9月，我去哈佛访学，行前写信向张老师辞别，张老师回信写道：“临别赠人以言，传一篇刚改定的《无逸》给你吧，也许能起一点励志的作用。”其后，在美国一年，我也“无逸”，未敢“关起门来煮牛肉”。《古典学术讲要》所收录的两篇讲禅宗的文章和《〈货殖列传〉讲记》都在课上听过；《古典学术讲要》结集之前，我曾反复阅读过全部单篇文章，结集之后又通读一遍，故不揣简陋，谈一点阅读体会。 在《古典学术讲要》之前，张文江先生出版过《营造巴别塔的智者——钱钟书传》（1993年）、《管锥篇读解》（2000年）、《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2006年），整理过潘雨廷先生大量著作，譬如《周易表解》（1993年）、《易与佛教、易与老庄》（1998年）、《易学史发微》（2001年）、《易老与养生》（2001年）、《读易提要》（2003年）、《道教史发微》（2003年）、《易学三种》（2005年）、《周易虞氏易象释、易则》（2009年）等，校点过杭辛斋《学易笔谈、读易杂识》（1997年）等。从张文江先生的著作、整理和校点的书中，大体能见出其为学的方向和志趣，其人之大体亦略能显出。 一般而言，学问进路往往先从同代人入手，在师友的帮助下，或能上出，尚友古人，因此钱穆曾写过一本《师友杂忆》。张文江先生的著与述，今人主要涉及到两位——钱钟书先生和潘雨廷先生。钱钟书先生曾经给张文江写过一封信（我见过原稿），大意谓，今人著作不必多下功夫，应往上走，多读古典著作。张文江先生后来走的路大体上遵循了钱钟书先生的教诲，走的是“尚友古人”之路。在课上张文江先生屡次说起钱钟书先生这句话，可见对其影响之深。对于钱钟书先生，张文江写过《营造巴别塔的智者——钱钟书传》与《管锥篇读解》两本书。前书是其传记，讲钱钟书的人生和成长经历，这是在总体上解读钱钟书；后书解读《管锥篇》，选钱钟书先生最难的、也是最艰深的一个局部讲解。因为这两本书，很多年，张文江先生的形象隐藏在钱钟书研究专家里面，世人罕有深知者。 其实，就张文江先生学问格局而言，钱钟书先生是其显，潘雨廷先生是其隐。如今，钱钟书先生几乎家喻户晓，其学问号称钱学；但是知潘雨廷先生者甚少，世人理解潘先生尚需时间。潘先生的形象藉张文江逐渐显现，潘先生是不世出的好老师，张文江是不世出的好学生。有这样的好老师，一生夫复何求；有这样的好学生，绝学才不致于失传。潘先生生前张文江曾随侍先生读书，潘先生去世后张文江不遗余力地整理了潘先生大量的著作。整理著作，一方面成就了潘先生，如此潘先生方有文字传世；另一方面，也成就了张文江。张文江先生曾讲过罗马时期哲学家普罗提诺的《九章集》，该书由普罗提诺的学生波菲利编纂而成，除此之外，波菲利还写了一篇《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一方面介绍老师生平，一方面研究了老师著作的顺序，并写了提要。张文江先生讲波菲利的文章或有道志之意，或许他在普罗提诺身上看到了潘先生的影子，在波菲利的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普罗提诺幸亏有波菲利这样的好学生，波菲利幸亏有普罗提诺这样的好老师。张文江先生以《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为主，结合《九章集》内容，讲了普罗提诺的学术和人生。张文江先生颇喜《希腊名哲言行录》，曾讲过此书中的毕达哥拉斯篇，波菲利的《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与《希腊名哲言行录》格局相似，既讲学术又讲人生。张文江的文章能见大处，研究一个人既研究其学术，又研究其人生。张文江的两篇文章《曾国藩的学术和人生》、《王国维的学术和人生》，就是这个思路；《营造巴别塔的智者——钱钟书传》与《管锥篇读解》两本书若合而观之，就是钱钟书的学术和人生。除了大量整理潘先生著作之外，张文江尚著有《潘雨廷先生谈话录》，该书尚未出版，但单篇文章曾在《文景》和刘小枫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上刊发过。《潘雨廷先生谈话录》是张文江和潘先生之间的谈话，潘先生俯仰之间，尽显风流。《潘雨廷先生谈话录》更近古人制作，柏拉图著作，《论语》等皆是对话。生活本身就是学问和修养，因此日常生活更能显出一个人的境界和风采。谈话很难，因此伟大的人物往往是独白，只能说给后来者听，因此柏拉图的著作中尽管纷纷纭纭，众声喧哗，但主角往往只有一个。《潘雨廷先生谈话录》相对而言是对话，这本书里有两个主角：潘先生和张文江。《潘雨廷先生谈话录》一方面记录了潘先生的言行，另一方面展现了张文江的成长和进步经历。 《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出版于2006年，此书收录的是张文江自己文章，但这本书可谓是张文江懂了潘先生之后的读书心得。《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内容庞杂，谈文学、哲学、文字学、戏剧、地理大势等，又多涉及近人，谈曾国藩、王国维、鲁迅、徐梵澄等。《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有“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之象，由此可略窥张文江先生二十年来的进步路线。 在《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后记中，张文江先生说：“本书是我写作二十年的文集，是我从事文字工作的记录，或许更确切地说，是我不努力工作的记录。二十年走过的路，歪歪斜斜，留下的脚印，稀少而凌乱。”二十年只此一本文集，似乎真是又慢又疏懒。但是，张文江先生几十年相应的是另外一个节奏，他沉潜于中西学术中，故显得慢，但厚积薄发，其能量方慢慢显示出来，《古典学术讲要》则能见出。《古典学术讲要》较之《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已经更上了几层楼，《古典学术讲要》直接面对经典，一句一句地解读。写论文简单，如果懂了经典中的一句，都可以洋洋洒洒数万言；解读经典难，因为即使有一句话不懂，都过不了这个槛，也不敢贸然去解读。敢于直面经典，说明蓄势已足；也惟有日日浸染于经典之中，能量方能大而无当。 《古典学术讲要》没有序言，只是以《诗经·风雨》冠诸扉页。作者所引者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四句。颇能见其怀抱。近人频频征引《风雨》一诗，盖有忧患也。黄遵宪写毕《日本国志》，有诗言“频年风雨鸡鸣夕，洒泪挑灯自卷舒”。鲁迅“铁屋子”意象，或亦是此诗之变。 《古典学术讲要》共有九篇文章，诚如作者所言，阅读古典是“清理它们的源流演变，并探讨它们和现实生活的联系”，故所谈尽管是古典作品，但都关乎现实，有所为而发。作者在《后记》中又言：“有生命的古代文化永远是接触现实的，从现实中汲取营养，并滋养现实。”诚哉斯言。《〈学记〉讲记》、《〈西游记〉讲记》、《〈风姿花传〉讲记》《〈五灯会元〉讲记：无著文喜》、《〈五灯会元〉讲记：兜率从悦》、《〈五灯会元〉讲记：丞相张商英居士》都是研究这些人的学术和生平，其实这就是教育。张文江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古典学术讲要》的主题还是在于谈教育，此教育应理解为人在天地之间，小而言之在当今社会中，何以自处。”《〈史记·货殖列传〉讲记》谈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基本上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路，三十年过去了，如何理解经济，如何处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如何理解经济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都需要反思。教育与经济，自古及今皆是最重要的问题，于今为烈。教育问题尤重要，可谓教育就是政治，教育就是哲学。 《古典学术讲要》这部书只能显出张文江先生的一个局部，本书收录范围唯在中国部分古典学术，西方古典学术尚未收录。张文江先生在何处非我所能见到，但就我所见可以猜测一下，他是走三教合一加上哲学之路，既是其学术志趣，也为应对时代。比如曾国藩倡宋明理学，且身体力行，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已经不能应对那个时代；其后蒋介石尚曾国藩，服膺王阳明，倡宋明理学，亦不能应对那个时代。今人甘阳有所谓“通三统”之说，颇能切中时弊，但是尚不足应对这个时代。《古典学术讲要》儒、释部分较为明显，此外张先生尚整理过《道藏书目提要》（2003年）等，张文江先生对于《庄子》颇为心仪，他讲过庄子内七篇、外篇和杂篇的部分篇目，文章发表在《文景》或刘小枫先生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上。其程度，我不敢妄言，读者可以自己判断。西方古典学术部分，就我所见所闻，张文江先生讲过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普罗提诺，莱辛、黑塞、施特劳斯等，部分文章发表于《上海文化》和刘小枫主编的《古典研究》之上。我不知道张文江先生何时出下一本文集，即使出我也不知道他如何编纂，或许在以后的书中其总体形象能大体显现出来吧。 《古典学术讲要》是“讲记”，一般而言，张文江先生先在课堂上先讲某篇文章，所谓“讲”也；之后根据上课录音整理成文，然后反复修改，所谓“记”也。讲记介于述与作之间，孔子言“述而不作”，庄子言“重言”，可是近人走了相反的路，于是作而不述之风大盛，故全集、文集动辄几十卷，梁启超是典型，盖欲“新民”、启蒙。“作”或有宣传之意，讲记偏在讲，尚是讲给“有耳能听”的人，有隐晦教导之意。 《古典学术讲要》的后记，可见张文江先生的怀抱。据说，后记的部分内容是张文江先生在病床中写下的。2004年，张文江先生大病，幸天不丧斯文，其后张文江先生大病痊愈，于是复出讲课、写作。大病之中写下的是其念兹在兹的话，最能见其志，亦能见其平日修为。我不敢妄加评论，可以抄录一部分，读者自己判断：“大约二十五年来，我一直在试图理解中国古代的部分典籍，清理它们的源流演变，并探讨它们和现实生活的联系。从更大的背景上来说，这也同时意味着寻求中华学术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以及厘定其特殊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工作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 2010-12-28 于办公室，2011-1-17略改
张文江的读书人眼中的张文江
作者：刘苇有感张文江张文江先生，在我眼里是当今时代的一位隐士与高人。说他隐士，并非他“大隐隐于市”那种，将自己隐姓埋名或深藏起来，他恰是以普通人面貌出现，将自己隐在社会之中，藏在天地之间。说他是高人，不仅他学问好，还在于他见解非同寻常，常能在轻描淡写之间拨云见日，令人有豁然开朗之势。更绝的一点，他常常把自己绝妙见解，以极其普通话语说出，毫不显山露水，倘若你懵懂，绝然辨不出他话中的深义。他说话大都以弦外之音方式说出，不会将自己看法强加于人，更不会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令人产生不适之感。当然，他也是以辩音方式听人说话，那种你一开口，通过你的声音、表情、表达方式、选择的词汇，甚至话语背后的信息等这些综合因素，他能在一瞬间捕捉到，你一句话还没说完，他已经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这时他会说出一些他的想法，不是答案，而是一种启发性的话语。他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层次，说他们能听得懂的话。有时你没有一下子领会，或者以为自己领会了，再用自己的话语重复时，他就会说，可能是吧。这时你得当心，显然你没有领会他真正的含义。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其实是被日常信息，包括书本知识、学校教育给蒙蔽了，那些已成“共识”的东西，大多数是偏见。有时同样的话语，在不同人的嘴里说出，其含义会有天壤之别。张文江先生讲课，不仅把经典解释给我们听，还帮我们洗涤那些“智障”——所谓“共识”，逐渐地你会发现，有一种更为透彻的东西显现出来，那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他常说，你上去一层，会显示一层，再上去一层，会再显示一层，到了一定境界，就能看清原先自己的种种观点，都属“意见”。一般来说，他不会把话说死，也不会给出现成答案。当你对某一问题迷惑向他请教之时，他会让你自己试着回答，如果答案错了，他会说不对，你再给出一个新的答案，若还是错了，他会再说不对。那什么是对的呢？你如果这样问的话，他会灿烂一笑，不再话语。他对问题的想法，都是通过自己深切体悟得来的，他也不希望你拿着一个现成答案了事。他说，喜欢“工夫”两个字，不喜欢“功夫”两字。有时编辑以为是错字，要改，这扭曲了他的意图。他说真正的工夫，不是用力用出来的，是细工慢活“熬”出来的。所以，他总是希望你能自己体会，慢慢开悟。他有时会说，开心，开心，就是把头脑打开，接受到一点“上面”的信息，你真的会开心。这里要特别解释的是，所谓“上面”，不是迷信，而是他找不到现成的词汇来形容某种状态。我理解为跳出自身现有的局限，让自己看到多出一维的东西来。他常说，一个人的见识上去了，身体里面会起反应的。他认为柏拉图之前的哲学，是把爱智慧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来过；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都是脑筋里的概念堆砌与逻辑游戏，把哲学弄坏了。他说东方思想不是哲学，这反而好，有些人怕西方人说中国没有哲学，非要弄个哲学体系出来，大可不必。中国先秦有好东西，先秦学说可以和古希腊互比，两者相互显发。他读书极快，书拿在手里是随手翻的。他能立刻抓住书中的要害，对书里最根本的一点作出眼光独到的评价。他不留书，看完就送人，家里几乎没有藏书。但当他讲课或说话时，会随口而出，引用某本书中的一句话，即便那是几十年前看的书，他也能随口引用。那是记忆惊人吗？是的，不过我还以为是他看书，能做到真正吃透一本书。他有时说，看书不仅看作者写出来的那部分，还要看到他没有写出来的，看到书脊背后的东西。对于他的学问，我不敢置评。记得有一次，我私下里向他请教易经，他随手拿出一张纸，问我要了解什么，我说随便，他也就随便从一个卦象谈起，一边在纸上画，一边说，渐渐地把六十四卦串联起来，甚至把六十四卦中的每一爻都贯通，让我看到易经宏大的象、数结构，以及由此显现出来的高妙景象。最后他对我说，别学易经，许多人把一生放进去都不够，没有一个好老师，根本学不好，花上几辈子精力也是枉费。他说他的幸运是因为碰到了潘雨廷先生。他曾花费许多时间帮潘先生整理遗稿，把残缺不齐的稿子一点点补全出版，目前经他整理出版的潘先生的书已有数十种，由此可见他在此上花费的精力。我曾对他说，你几乎把自己一生的时间都花在潘先生的书上了。他恳切地回道，那是因为他的东西确实好。他还说，潘先生的某些书，估计能看懂的，如今不会超过十人，但留一个种子在，以后总会有人需要这些学问的。我的印象是，如果他不做这件事（帮潘先生整理稿件），当下没人能做得了。我翻过潘先生的书，对我来说，就是天书，别说进门看一眼究竟，连门在哪里都摸不着。所以，在我眼里，张文江的学问，简直深不可测。他讲课六七年了，几乎没有重复。他讲柏拉图，讲庄子，讲普罗提诺，讲论语，讲维摩诘经，讲史记，讲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讲五灯会元等等。只是我的根性浅，还是冥顽不化。此书是根据他部分讲课录音修订而成，只是可惜的是，读文字不能将他讲课时现场鲜活部分反应出来。但他数易其稿，反复修订，不期望字字立得住，但至少他尽力而为了。由此，我以为，这样的书，是静心时拿来细细琢磨的，看一点，隔段时间再看一点，随着自身的精进，会看出书中更多的好来。描述张文江，常常会走到“传奇”路数上去，为避免玄虚，我大白话，一口气写来，不做停顿，希望能给出一个日常普通的张文江印象。
张文江的同事眼中的张文江
作者：王周生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关于张文江先生张文江的书，我一般看不懂，比如他那本历经10年写就的《读解》，像是天书，有人戏称是文学研究的《相对论》，看懂的人极少。手中这本他谦称“作文”的书，我也不是篇篇都懂，他对曾国藩、王国维的学术和人生，在中、西哲学背景下的分析归纳，以及对鲁迅作品如《故事新编》所作的象数文化结构的分析，不太好懂，但他那几篇极有特色的“说文解字析义”、“武侠小说三人谈”很是精彩，尤其是那篇“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他用隐喻的读法，从诠释学角度，对陶渊明“桃花源记”作了精辟的分析。人们追求理想世界“桃花源”，就像学者探寻真理一样，渔人之路是一条“通路”，而问津者之路是一条“塞路”。如若亦步亦趋，在前人“处处志之”的路上探寻，不可能到达理想境界，而如若能与“桃花源中人”相通，那么，即便找不到桃花源，“低头饮泉水一滴，已可尝知源头活水的滋味”。闻此言如醍醐灌顶。可是，在学界，有多少人走在“渔人之路”上，多少人能与桃花源的“此中人”精神上相通？如今，被量化考核“GDP”学术指标束缚的学者，有几人能达到那样至高的境界？张文江对《桃花源记》的感悟，来自他自己做学问的体验。他是我文学研究所的同事，他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不是只钻故纸堆。他读的书，古今中外，文史哲经、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真是包罗万象。奇怪的是，他家的书橱里，竟没多少藏书：几本工具书，一些古代经典，如金刚经、易经、庄子等。他说，书太多会妨碍思维，能把书消化掉，才能做学问。不过，他曾经也买过许多书，包括线装书，那是在大学里。当他把这些书读完后，就送人，书橱也渐渐空了。这是第一次。后来，他把一些读过的书再借回来或买回来重新阅读，渐渐地消化后，又送了人，书橱再一次空下来。这是第二次。他说，读书不容易，书有时会拒绝你，如那本《维摩诘经》，他读大学的时候看不懂，于是放下，慢慢地，过了几年，他觉得自己有力量了，再读，就不再被拒绝。张文江手不释卷，他不喜欢闲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诸如此类，他觉得浪费时间。一次，我有幸请翻译家周克希先生和他来我家小坐，刚坐下，客套话还没说上几句，他就拿出周克希翻译的《小王子》译本，与他切磋某个词某句话的译法。为了《小王子》一书中“tame”一词的中文翻译，我们真是煞费心机，根据小说的意思，从驯养——处熟——结缘——要好——再回到驯养，不知来来回回打过多少电话，把周克希先生折腾得够呛。说实在的，周克希先生的译本比其它译本都好，可是张文江不满足，他总是提出更臻于完美的想法，让你不得不佩服他对文字从文化根基上理解的能力。那天饭后，我和周克希先生刚想松口气，讲点闲话，张文江却拿出《庄子》，他要借这个机会把上次没讲完的一节讲完。我们只得放弃闲话转而恭听。当然，最后，我们三人一起，受益匪浅。前年夏天，我和王安忆相约去听张文江讲《庄子》，庄子对于我，很陌生。听过他课的人很多，陈思和、张新颖教授都去过，东方电台主持人叶沙和他的同事，更是张文江多年的学生。听课者有研究生、教师、编辑、医生、企业家，有时，还有外地闻讯赶来的仰慕者。这些听课者，有的本来就是读书高手，通古博今。课堂设在他家客厅里，有时来的人多，窗台、地上都坐满人。有意思的是，一位北大毕业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知道座位不够，就背着一个折叠成伞状的凳子来听课。每次，只要茶几上的那盘香点上，课就开讲了。我一直也没问过张文江，那盘香，是为了像沙漏那样计算时间，还是为了营造读书的氛围？他讲“人间世”，讲“桑庚楚”，讲“天下”，边读原文，边解释，有时，他用西方思想界的理论，与中国古代思想加以比较，如列奥·斯特劳斯的《什么是自由教育》，埃克哈特大师《教诲录》的片段。有一堂课，王安忆请来著名科学家洪国藩院士和张文江一起讲，那是一次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对话，是两个不同领域的思考者，对天、地、人的探究和发问。当那盘香点完的时候，课也就结束了。余烟缭绕，我们意犹未尽。学期结束那天，我们一起聚餐，吃着在他家厨房煮的冷冻饺子和馄饨，鲜美无比。想想真不可思议，在上海这样一个骚动不安的现代化大都市，竟然还有这样一群超然的读书人！看张文江上课精神焕发的样子，谁会相信，这是一个与死神搏斗过两回的人。两次肝脏移植手术，终于使他获得新生。他在医院前后住了一年多，在病痛折磨，药物反应强烈，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他在病房里苦苦地整理他的老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易经专家潘雨庭先生的遗稿，整理他与先生的对话录。稿子一旦整理好，即刻交由叶沙等人帮着输入电脑，打印出来，然后再一遍遍校对。这可不是一般的打字活儿，那些古代汉语的词汇，那些易经中的图像，不是一般人可以搞定，叶沙他们花的心血可想而知。那时，张文江的病床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枕头下，被子上，床头柜里，到处是书和稿子，他整天埋首其中。有时，来人探视，问候几句就开始探讨学问；有时，应来者要求，索性在病床上开讲，这样的课，在医院里几乎每周一次。病友们不解地看着这个和他们一样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死命读书”。生命在他身上真是一个奇迹，最终，他从危难中闯了过来。“学者，学其所不能学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如今，张文江还是那样，手不释卷，走在“渔人之路”上，怡然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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