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上正月十五大件事
正月十五闹花灯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名气有三
(1)唐朝正月十五闹花灯,薛刚闹花灯,引发薛刚反唐.
(2)宋朝有二次 ,1,包公利用正月十五闹花灯,引发李娘娘回京城,
(3)宋代正月十五闹花灯,引发>
五鼠有;占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金毛鼠;白玉堂.
五鼠戏衘猫;四品带刀衘前待卫;常州府的> ,
在汉文帝时，已下令将正月十五命名为元宵节。汉武帝时，“太一神”的祭祀活动定在正月十五。（太一：主宰宇宙一切之神）。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就已将元宵节确定为重 元宵节美食——元宵大节日。另有一说是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
元宵节的节期与节俗活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延长、扩展的。就节期长短而言，汉代才一天，到唐代已为三天，宋代则长达五天，明代更是自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才落灯，整整十天。与春节相接，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春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至清代，又增加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戏”内容，只是节期缩短为四到五天。
上元，含有新的一年第一次月圆之夜的意思。上元节的由来，《岁时杂记》记载说，这是因循道教的陈规。道教曾把一年中的正月十五称为上元节，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十月十五为下元节，合称“三元”。汉末道教的重要派别五斗米道崇奉的神为天官、地官、水官，说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并以三元配三官，说上元天官正月十五日生，中元地官七月十五日生，下元水官十月十五日生。这样，正月十五日就被称为上元节。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说：“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说天官赐福，地官赦罪，而元宵节俗真正的动力是因为它处在新的时间点上，人们充分利用这一特殊的时间阶段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愿望。
节日历史
元宵节俗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根据史料与民俗传说，正月十五在西汉已经受到重视，汉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活动（太一：主宰世界一切的神），被后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不过，正月十五真正作为民俗节日是在汉魏之后。东汉佛教文化的传入，对于形成过元宵节的风俗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
元宵节花灯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175年），因明帝提倡佛法，适逢蔡愔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称印度摩喝陀国每逢正月十五，僧众云集瞻仰佛舍利，是参佛的吉日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因此正月十五夜燃灯的习俗随着佛教文化影响的扩大及道教文化的加入逐渐在中国扩展开来。
又说元宵节起源于“火把节”，汉代民众在乡间田野持火把驱赶虫兽，希望减轻虫害，祈祷获得好收成。直到今天，中国西南一些地区的人们还在正月十五用芦柴或树枝做成火把，成群结队高举火把在田头或晒谷场跳舞。隋、唐、宋以来，更是盛极一时。参加歌舞者足达数万，从昏达旦，至晦而罢。当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风俗习惯早已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至今仍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另有一说是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元宵节的节期与节俗活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延长、扩展的。就节期长短而言，汉代才一天，到唐代已为三天，宋代则长达五天，明代更是自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才落灯，整整十天。与春节相接，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春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至清代，又增加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戏”内容，只是节期缩短为四到五天。
节日传说
点彩灯来历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凶禽猛兽很多，四处伤害人和牲畜，人们就组织起来打它们，有一只神鸟因为迷路而降落人间，却意外的被不知情的猎人给射死了。
天帝知道后十分震怒，立即传旨，下令让天兵于正月十五日到人间放火，把人间的人畜财产通通烧死。天帝的女儿心地善良，不忍心看百姓无辜受难，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偷偷驾着祥云来到人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人们。众人听说了这个消息，就如头上响了一个焦雷，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好久，才有个老人家想出个法子，他说：“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这三天，每户人家都在家里张灯结彩、点响爆竹、燃放烟火。这样一来，天帝就会以为人们都被烧死了。”
大家听了都点头称是，便分头准备去了。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天帝往下一看，发觉人间一片红光，响声震天，连续三个夜晚都是如此，以为是大火燃烧的火焰，心中大快。人们就这样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及财产。为了纪念这次成功，从此每到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悬挂灯笼，放烟火来纪念这个日子。
汉文帝纪念平吕
传说元宵节是汉文帝时为纪念“平吕”而设。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之子刘盈登基为汉惠帝。惠帝生性懦弱，优柔寡断，大权渐渐落在吕后手中．汉惠帝病死后吕后独揽朝政把刘氏天下变成了吕氏天下，朝中老臣，刘氏宗室深感愤慨，但都惧怕吕后残暴而敢怒不敢言．
吕后病死后，诸吕惶惶不安害怕遭到伤害和排挤。于是，在上将军吕禄家中秘密集合，共谋作乱之事，以便彻底夺取刘氏江山。
此事传至刘氏宗室齐王刘囊耳中，刘囊为保刘氏江山，决定起兵讨伐诸吕随后与开国老臣周勃，陈平取得联系，设计解除了吕禄，“诸吕之乱”终于被彻底平定．
平乱之后，众臣拥立刘邦的第二个儿子刘恒登基，称汉文帝．文帝深感太平盛世来之不易，便把平息“诸吕之乱”的正月十五，定为与民同乐日，京城里家家张灯结彩，以示庆祝。从此，正月十五便成了一个普天同庆的民间节日——“闹元宵”。
另有一说是元宵[2]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
元宵节的节期与节俗活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延长、扩展的。就节期长短而言，汉代才一天，到唐代已为三天，宋代则长达五天，明代更是自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才落灯，整整十天。与春节相接，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春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至清代，又增加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戏”内容，只是节期缩短为四到五天。
东方朔与元宵姑娘
这一则传说与吃元宵的习俗有关：相传汉武帝有个宠臣名叫东方朔，他善良又风趣。有一年冬天，下了几天大雪 ，东方朔就到御花园去给武帝折梅花。刚进园门，就发现有个宫女泪流满面准备投井。东方朔慌忙上前搭救，并问明她要自杀的原因。原来，这个宫女名叫元宵，家里还有双亲及一个妹妹，自从她进宫以后，就再也无缘 东方朔与元宵姑娘的传说和家人见面，每年到了腊尽春来的时节，就比平常更加的思念家人。觉得不能在双亲跟前尽孝，不如一死了之。东方朔听了她的遭遇，深感同情，就向她保证，一定设法让她和家人团聚。
一天，东方朔出宫在长安街上摆了一个占卜摊。不少人都争着向他占卜求卦。不料，每个人所占所求，都是“正月十六火焚身”的签语。一时之间，长安里起了很大恐慌。人们纷纷求问解灾的办法。东方朔就说：“正月十五日傍晚，火神君会派一位赤衣神女下凡查访，她就是奉旨烧长安的使者，我把抄录的偈语给你们，可让当今天子想想办法。”说完，便扔下一张红帖，扬长而去。老百姓拿起红帖，赶紧送到皇宫去禀报皇上。
汉武帝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他心中大惊，连忙请来了足智多谋的东方朔。东方朔假意的想了一想，就说：“听说火神君最爱吃汤圆，宫中的元宵不是经常给你做汤圆吗？十五晚上可让元宵做好汤圆。万岁焚香上供，传令京都家家都做汤圆，一齐敬奉火神君。再传谕臣民一起在十五晚上挂灯，满城点鞭炮、放烟火，好像满城大火，这样就可以瞒过玉帝了。此外，通知城外百姓，十五晚上进城观灯，杂在人群中消灾解难”。武帝听后，十分高兴，就传旨照东方朔的办法去做。
到了正月十五日长安城里张灯结彩，游人熙来攘往，热闹非常。宫女元宵的父母也带着妹妹进城观灯。当他们看到写有“元宵”字样的大宫灯时，惊喜的高喊：“元宵！元宵！”， 元宵听到喊声，终于和家里的亲人团聚了。
如此热闹了一夜，长安城果然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便下令以后每到正月十五都做汤圆供火神君，正月十五照样全城挂灯放烟火。因为元宵做的汤圆最好，所以这天叫做元宵节。
袁世凯与元宵
传说，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后，一心想复辟登基当皇帝，又怕人民反对，终日提心吊胆。一天，他听到街上卖元宵的人拉长了嗓子在喊：“元——宵。”觉得“元宵”两字谐音“袁消”，有袁世凯被消灭之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于是在1913年元宵节前，下令禁止称“元宵”，只能称“汤圆”或“粉果”。然而，“元宵”两字并没有因他的意志而取消，老百姓不买他的帐，照样在民间流传。
2，万历十五年有什么重大历史事件发生
因为黄仁宇是就读于美国的历史学博士，他的历史观点很大程度上受西方汉学家的影响，在有些中国人看来是观点新颖，但实际上反应了中西方历史思维观的差异。黄仁宇的著作从一些方面反映了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水平，但我个人认为，从了解历史的角度出发，还是看国内著名人士的作品比较好。相比之下，原汁原味的中国史学更能透彻准确的反映中国历史
全新的视点看明末政治,看中国的历史,用作者的话说是"大历史观".
其学术特点在于对历史的宏观把握，虽然从一人一事入手，从一个年份说起，所要说明的却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从历史的细微末节入手，而又摆脱具体历史事件的束缚，找寻更为准确的历史时代特征，此谓大历史观。如通过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来表现一个朝代的主要特征在对于人物历史活动的叙述中，他强调将人物与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且不放过人物的个性特征，从而使那些本来被史学界研究得很深的人物得以以新面孔再现于读者面前。
这种全新的视角不仅仅对于历史观,对于我们日常看待问题的角度也是一种启发.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很受推崇的书，所以我在阅读的时候，处于一种很尊敬的心态。事实证明，这种尊敬不是没有来由的，本书的一些思维观念，的确让人耳目一新。
我很喜欢认真地阅读一本书的“序”和“跋”，因为如果是作者本人写的，那么本书的一些精华将被提炼在这里。《万历十五年》“自序”中“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一句，一下子吸引了我。虽然此话被用来反证明代的中国封建经济并没有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但是它将作者的写作思路澄明于读者面前：他不预备以详细的事实叙述来完整地再现万历十五年，而是要将站立在现有文明的高度上，对万历十五年做一番俯瞰。当然，这句话的识见并不仅于此。
如果要俯瞰，当然不能就事论事。黄仁宇先生的思维模式是：“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身为后来人，站立在相较从前更为丰富而且先进的文化成果上，遥追数百年，许多迷雾就可以层层穿透，从而实现一些一针尖见血的根本性分析。这就是黄仁宇先生形成“大历史观”的现实源头。说到底，“大历史观”固然需要写作者自身必须具备开放性思维，还和当下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性进步，回头看历史就不会拥有以往作者所不曾拥有的利器。可以崇拜个人的超强能力，但是个人能力永远无法超越特定的历史阶段。就此种大视野来说，绝不会为黄仁宇先生所独有，以万历十五年而看万历一朝，有明一朝，甚至封建社会，乃是许多学者都能够想到和操作的。问题的关键、也是我所认为的本书的真正新意在于，它用西方已经足够成熟的政治学、制度学、军事学甚至哲学的理念，上溯将近400年，来剖析中国明朝的万历十五年。
明朝万历十五年，亦即1587年，这一年是24岁的万历皇帝登基的第15个年头，元辅张居正去世的5周年，首辅申时行上任的第4年，南京都察院右督御史海瑞、罢官在家的一代名将戚继光辞世的当年，哲学家李贽削发为僧的前一年……在这一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黄仁宇先生在结尾部分既然已经如此盖棺定论，那么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历史上就决不会是简简单单的一年。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万历十五年本来就“无事可记”，在这一年里发生的事件，没有一件影响深远值得长久追忆。如前所述，既然作者是挟现代文明的利器来剖析前人的时代，那么无论选取哪一段历史横切面都注定着相同的意义，而选择一个“四海升平、无事可记”的年代，则更能显出对比的强烈和历史洪流的浩浩荡荡。且故事的相对平淡，会使阅读者追随着作者满含深意的探寻脚步，将更多的兴趣放在故事背后，而不是故事的本身。
本书无意将万历十五年琐碎的事件递补进来不厌其烦地讲述，而是意图通过探寻人物背后的命运，命运背后的时代背景，时代背景后的历史不可抗拒性，来完成自己对“大历史观”的一次总论证。如果仅仅将万历十五年展示出来，那么因为无重大事件可记，本书也将成为一片空白，于是作者以此年作为一个时间线索，前后延伸，得出了和这一年存在某些关联、对万历一朝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名单，然后对这些重要人物在万历十五年前前后后发生的故事进行叙述和评点。
明代实行文官治国，万历一朝也就概莫能外。文官治国有两大要素：礼仪和人事。礼仪一方面使君主更像君主，成为代天统治的化身，具有神的力量，另一方面则用于化解人心，达到行为的趋同和有序。人事则成为文官的命门，以人事主管文官，则所有的文官不过是在宦海里浮浮沉沉。这就勾勒出了万历一朝政治上的粗线条，在这里道德取代法律，论语和四书五经取代了象征民意的成宪。没有法律，那么惟有依靠人情，而人情是具有弹性的尺度，不会具有不容推移置换的原则性。这些，对整个封建社会几乎同样适用。
封建式礼仪钝化了百姓，它使百姓成为循规蹈矩的愚民，使来自下层的发展动力接近于无。应该说，中国封建礼仪的力量很是惊人，各个王朝治下的百姓揭竿而起不外两大原因：1.官逼；2.饥馑，后者尤为主导因素。人事则钝化了文官——社会上层人士的改革动力，它使官员们蝇营狗苟，为求升迁、自保不惜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张居正正是没有认清明代行政制度的的本质，所以才会企图凭借一己之力，给已经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以生机，然而效率、求实、实务、廉洁、法治都不符合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在生时他能利用自己的元辅身份和皇帝的宠信部分地实现自己的筹划，并无限尊荣，死后却难免遭到文官集团的彻底清算，以至殃及子孙。而对他的清算，又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来进行的，可见封建文官集团统治的荒谬和黑暗，整个社会如病如膏肓。
在明代，国事之不可为以至于此。流行于道的，正是申时行之流的调和折中之策：但求能够维持现状，便是最大功德。即使是腐败目所共睹，蛀败着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人心基础，在于文官，不但不能藉此廉洁吏治，而且还要同流合污。这也就出现了宋明两代开国皇帝让文官治国的悖论：国家固然避免了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家天下也没有能够长久地保全，文官治下国力积贫积弱，官僚贪污腐败，礼义道德沦丧缺失，令人们对文官和熏陶文官的中国传统文化失掉自信力。而宋明，甚至最终都为当时的关外异族所取代。
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清廉的海瑞，已经成为“古怪的模范官僚”，因为文官阶层的整体腐败和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注定他的“模范”不会得到上层的认可，只能作为口碑流传于民间；果敢的戚继光，不过是“孤独的将领”，他的成名非但自身要有出类拔萃的才能，还需要有谭纶、张居正的大力提携，他在军事上的种种成就无比辉煌，却又无有一种不是面对现实妥协的产物；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终还是无法逃脱封建礼教的束缚，选择以出家、自杀的方式来逃避，在此种社会流俗下，也就合情合理。
透过《万历十五年》粗略的叙事表象，黄仁宇先生充分运用了西方的政治学等既成的先进思想和理念，对万历一代，乃至中国明代、封建社会，进行了有关行政、司法、立法、军事、哲学、民俗等全方位的叙述和分析，更多地含有中西对比的意味，也成功地完成了“大历史观”的初次试验。我觉得这是本书最精华的部分。
“大历史观”是如何形成的呢？作者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相当于“跋”）中如是说：“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内尚不能看清，而需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