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山东菏泽曹县农村合作医疗电话是多少，知道的告诉下，在线等。。谢谢
菏泽曹县居民医保咨询电话：3310096。菏泽其他县区居民医保咨询电话：1、牡丹区：3966060，2、曹县：3310096，3、定陶：2252308，4、成武：8316288，5、单县：4662552，6、巨野：8158790，7、郓城：6520113，8、鄄城：2400217，9、东明：6259916，10、开发区：5900362，11、高新区：5299089。扩展资料：新农合保障对象：大病保险保障对象为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参保(合)人。保障水平：新农合大病保险起付线以上的合规医疗费用5万元（含5万元）以下，支付比例为50%；5万元以上至10万元（含10万元），支付比例55%；10万元以上支付比例60%；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2，山东菏泽的合作医疗能在北京用吗?
合作医疗并不支持异地就医的，最好在购买地就医,因此就医前征得当地医疗管理机构批准很是必要.
合作医疗保险报销，需要到当地医疗管理机构或指定医疗机构医保结帐窗口报销。
其手续包括：本人身份证，医保卡，原始发票，用药清单，病历本等其它材料。
合作医疗保险的报销是按比例进行的，一般在20-----85%左右浮动。其报销的比例和多少跟自己的检查和用药情况，医疗等级等因素有关。举个例子就比较清晰了，A类药品可以享受全报，C类就需要全部自负费用，而B类报80%，自负20%的比例。
某人用掉医药费总计9000元，而报销公式是这样的：（9000-500《起付线》-自费药）*70%，如果说自费药占据很大比例，其报销下来是没有多少金额的。
另外需要到指定医疗机构就医，这点很重要。
3，全国治疗脊柱侧弯最好的医院是哪家啊？
306,协和医院，儿童医院，都可以看的，只是他们都建议带支具，而且有的还治不了，特别是小孩，医生都是建议做手术，但是孩子做手术风险太大了，所以建议如果是孩子，可以选择中医保守治疗，虽然效果恢复慢点，但是也比动手术好啊，可以上网查查，多看看，听说北京有那么几家都可以治这个病，但是建议最好别去私人的地方，可以选择哪种靠谱的，最好是公立医院比较有保障，有一次做地铁看到五道口附近就有那么一家专业治疗脊柱侧弯的地方，好像都是孩子比较多，你可以咨询一下去
4，百家姓仝占第几
《百家姓》中没有“仝”姓。 仝姓源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全国姓氏排序五百例，仝氏排在397名，远远后于童氏和佟氏，童氏和佟氏大部分是满族人，仝氏则大部分是金朝完颜阿骨打的后裔或者是夹谷氏的后代。最新的研究成果则表明仝氏是鲜卑人的后裔，在公元五世纪孝文帝改革时，随鲜卑铁骑入住山西接管盐池，成为北魏、西魏、东魏和北周国家财富的具体持有者。无论是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还是迁都洛阳。今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开采费用大多来自衮衮的盐商，仝氏一族虽人数不多，却像犹太人一样，散居世界各地，名商巨贾代有人才，他们其中不乏经邦理国之才。散居国内的仝氏后裔大部都是从山西运城安邑三家庄迁徙而去。众多纷纭的族谱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渊源之一 以国为姓。起源于商朝：本出自子姓，契之嫡裔，商王封本姓支庶族人于(今陕西省大荔县 境内)建立同国，为商朝附庸，商亡后，同国亦随之灭国，其后人以国去邑为同姓。后来，同 姓为分别支庶，一支以同字音“仝”为姓，见《春秋图》。 渊源之二 避祸改姓。起源于汉朝：为司马迁之后，同样因谐音故，源于“同”。80年代中央电视台曾作过介绍, 2003年2月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十频道节目也作了介绍.西汉时代,史学家太史令司马迁,因对李陵军败降匈努事有所辩解,得罪汉武帝下狱受腐刑.据传,他的一支后人为避家难,改 "司马"姓为"同"即仝,另一支改"司马"姓为马.此事在司马迁出生地陕西省韩城市的县志中的(翟世琪)一文中曾有记载:"----今孙或在洛阳同姓或襄阳马姓----". 再由同按音分仝、童、佟作为姓氏，隐姓埋名，老祖要求族人不得外出，以保证香火的延续，一子北上出关，后成为旗人为“佟”姓，故该姓基本 为东北人；一子南下，定居江南，为“童”姓，多集中在江浙一带；一子留在当地为“仝”姓，后人多为山西河北一带-----------本内容源于家谱，毁于文革 。 渊源之三 源于赐姓。起源于宋朝：东陵脚下，有个叫石头峪的小村，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石头峪村，传说是宋朝一位武状元的后代。这位武状元后来官拜二品，常伴皇帝左右，可谓顶天立地，呼风唤雨。人们常说 ：伴君如伴虎。果不然，这位二品高官，最后终被奸人所戕害，割去官职，灭了姓氏，贬为庶民，流放到东陵脚下为生。“仝”就是当时皇帝赐给姓氏。经过几代繁生，原只有流放时的孑然一家，渐渐发展为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就这样，仝姓家谱被续了下来。 渊源之四 避祸改姓。起源于元末：为金人姓氏夹古的汉姓。因女真入关踏上中土，金灭后入于元，元灭后 留居中原，为避乱则以“仝”姓传承。 这个来源的“仝”姓至少有三支：始祖为福新、文瑞：有家谱，有谱系。传承至今，约有三十代。按：元灭在公元1368年，距今约640年，以二十年为一代，当有三十代。这个起源的仝姓后裔主要在今山东郓城、江苏睢宁。 湖南永州宁远、新田一带的仝姓：本系蒙古族（应为入元后的女真族）。其先人夹谷必烈突，元末为御前指挥，奉诏镇压宁远一带瑶民起yi。元亡明兴，为避祸改为汉族姓氏，取“夹”字三人同一，遂改姓“仝”，隐居于此。居宁远的仝姓，现有550多人，分居鲤溪上、下仝家村。 山西的女真遗裔：在山西省运城市安邑镇房子村和三家庄村，至今聚居着一批仝姓的女真遗裔，他们保存的《仝氏家谱》一本修于清乾隆年间，后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重修，重修谱序云：“仝氏之先，出自大金夹谷氏，嗣遭元灭，遂易今姓。元初有讳庆成者，为本邑令，因家焉。” 以上三处仝姓渊源的共同之处在于：均来源于金人夹古氏。可见，在元灭之时，为避乱，金姓夹古改为汉姓仝，是比较统一的做法。渊源之五 少数民族融和的改姓。起源于清：为满族姓氏佟佳的汉姓，也作佟、童、董等。Tong姓家族第一位老祖是元朝名将，一心效忠朝廷报效国家，后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一天下，仝氏老祖拒绝效忠其朱氏天下而早以预感杀身之货，其下有四位儿子，老祖为避免满门抄斩，为让仝氏家族后继有人，便将其四个儿子姓氏分别改为仝、佟、童、同，并让其各自奔赴全国各地隐居，（后多居东北一带）虽然本姓字体上做了改动，但是发音却都一样，从而有了天下Tong姓是一家的说法。最后老祖英勇就义倒在了朱家的断头台上，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仝氏家族世代尊继。到了清朝，Tong姓正统本是仝字，但是因为仝姓后代稀少，再加上史学家的无知以及盲目论断，致使Tong氏正统成了佟字。清王朝时，Tong姓成为满清八大姓氏之一，并且高于八旗之首正黄旗，全姓仝佳。（现在被史学家错误论定为：佟佳）历史上曾有名人：Tong佳扈尔汉,Tong 佳隆科多。解放后Tong氏全姓简化为仝、佟。金朝亡国之后的女真人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金朝时留居金源故地的女真人，到了元朝，他们被分别称作女直、水达达、吾者、乞列迷、骨嵬等，居住在松花江流域、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流域地区，后来发展成为满族；另一部分是金朝时南迁中原的女真人，自金代中叶以后，他们汉化程度逐渐加深，至元朝时已不再被视为女真人，而概以“汉人”称之。本文所谈的女真遗裔主要就出自后者。源流之六 回族中的仝氏，避祸改姓。源自童姓。据安徽和县《童氏家谱》载，始祖童小桥，祖籍陕西西安金占山，为清皇太子武术御师。一次 传授武功，不慎伤皇子，遂举家隐姓埋名逃至和州（今安徽和 县）定居，改为姓。康熙八年（1669年）后，仝姓后人仝朝臣中武举，家道渐趋兴旺。主要分布在安徽。 附《百家姓》赵 钱 孙 李 周 吴 郑 王 冯 陈 褚 卫 蒋 沈 韩 杨 朱 秦 尤 许 何 吕 施 张 孔 曹 严 华 金 魏 陶 姜 戚 谢 邹 喻 柏 水 窦 章 云 苏 潘 葛 奚 范 彭 郎 鲁 韦 昌 马 苗 凤 花 方 俞 任 袁 柳 酆 鲍 史 唐 费 廉 岑 薛 雷 贺 倪 汤 滕 殷 罗 毕 郝 邬 安 常 乐 于 时 傅 皮 卞 齐 康 伍 余 元 卜 顾 孟 平 黄 和 穆 萧 尹 姚 邵 湛 汪 祁 毛 禹 狄 米 贝 明 臧 计 伏 成 戴 谈 宋 茅 庞 熊 纪 舒 屈 项 祝 董 梁 杜 阮 蓝 闵 席 季 麻 强 贾 路 娄 危 江 童 颜 郭 梅 盛 林 刁 钟 徐 邱 骆 高 夏 蔡 田 樊 胡 凌 霍 虞 万 支 柯 昝 管 卢 莫 经 房 裘 缪 干 解 应 宗 丁 宣 贲 邓 郁 单 杭 洪 包 诸 左 石 崔 吉 钮 龚 程 嵇 邢 滑 裴 陆 荣 翁 荀 羊 於 惠 甄 曲 家 封 芮 羿 储 靳 汲 邴 糜 松 井 段 富 巫 乌 焦 巴 弓 牧 隗 山 谷 车 侯 宓 蓬 全 郗 班 仰 秋 仲 伊 宫 宁 仇 栾 暴 甘 钭 厉 戎 祖 武 符 刘 景 詹 束 龙 叶 幸 司 韶 郜 黎 蓟 薄 印 宿 白 怀 蒲 台 丛 鄂 索 咸 籍 赖 卓 蔺 屠 蒙 池 乔 阴 郁 胥 能 苍 双 闻 莘 党 翟 谭 贡 劳 逄 姬 申 扶 堵 冉 宰 郦 雍 却 璩 桑 桂 濮 牛 寿 通 边 扈 燕 冀 郏 浦 尚 农 温 别 庄 晏 柴 瞿 阎 充 慕 连 茹 习 宦 艾 鱼 容 向 古 易 慎 戈 廖 庚 终 暨 居 衡 步 都 耿 满 弘 匡 国 文 寇 广 禄 阙 东 殴 殳 沃 利 蔚 越 夔 隆 师 巩 厍 聂 晁 勾 敖 融 冷 訾 辛 阚 那 简 饶 空 曾 毋 沙 乜 养 鞠 须 丰 巢 关 蒯 相 查 后 荆 红游 竺 权逯 盖益 桓 公 万俟 司马 上官 欧阳 夏侯 诸葛 闻人 东方 赫连 皇甫 尉迟 公羊 澹台 公冶 宗政 濮阳 淳于 单于 太叔 申屠 公孙 仲孙 轩辕 令狐 钟离 宇文 长孙 慕容 鲜于 闾丘 司徒 司空 亓官 司寇 仉 督 子车 颛孙 端木 巫马 公西 漆雕 乐正 壤驷 公良
5，谁知道我们姓仝的人的来历？
仝姓
仝 ——仝姓 即同姓，起源于商朝，本出自子姓，契之嫡裔，商王封本姓支庶族人于〓(今陕西省大荔县 境 内)建立同国，为商朝附庸，商亡后，同国亦随之灭国，其后人以国去邑为同姓。后来，同 姓为分别支庶，一支以同字音“仝”为姓，见《春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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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仝姓的起源,80年代中央电视台曾作过介绍, 2003年2月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十频道<百家姓>节目也作了介绍.西汉时代,史学家太史令司马迁,因对李陵军败降匈努事有所辩解,得罪汉武帝下狱受腐刑.据传,他的一支后人为避家难,改"司马"姓为"同"即仝,另一支改"司马"姓为马.此事在司马迁出生地陕西省韩城市的县志中的<重修太史庙记>(翟世琪)一文中曾有记载:"----今孙或在洛阳同姓或襄阳马姓----". 再由同按音分仝、童、佟作为姓氏，隐姓埋名，老祖要求族人不得外出，以保证香火的延续，一子北上出关，后成为旗人为“佟”姓，故该姓基本为东北人；一子南下，定居江南，为“童”姓，多集中在江浙一带；一子留在当地为“仝”姓，后人多为山西河北一带-----------本内容源于家谱，毁于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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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陵脚下，有个叫石头峪的小村，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石头峪村，传说是宋朝一位武状元的后代。这位武状元后来官拜二品，常伴皇帝左右，可谓顶天立地，呼风唤雨。人们常说：伴君如伴虎。果不然，这位二品高官，最后终被奸人所戕害，割去官职，灭了姓氏，贬为庶民，流放到东陵脚下为生。“仝”就是当时皇帝赐给姓氏。经过几代繁生，原只有流放时的孑然一家，渐渐发展为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就这样，仝姓家谱被续了下来。
＝＝＝＝＝＝＝＝＝＝＝＝＝＝＝＝＝＝＝＝＝＝＝＝＝＝＝＝＝＝＝＝＝＝＝＝＝＝ 一、姓氏源流
夹谷姓源流纯正，源出自女真族，以部落名命姓。宋朝时，北方的女真族人，建立了金国，其中就有许多姓夹谷的人。金代女真人姓氏夹谷，汉字为“仝”即童或佟。金代夹谷姓中，有金世宗时名将夹谷清臣，胡里改路（大体上包括黑龙江省中下游及松花江下游广大地区）人，清臣的女儿是金朝宫中的昭仪。由于夹谷清臣是金朝胡里改路的贵戚，当地的一些部众也袭用夹谷姓。明代建州女其的努尔哈赤及其先人曾以佟为姓，并自称“爱新氏”，汉译为金。故当时的名家大族姓氏，也是姓氏的渊源之一。得姓始祖：女真。据《姓氏考略》记载可知，这个复姓出于金代，女真加古部，后讹为夹谷。公元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领袖阿骨打称帝，国号金，年号收国，建都会宁（今黑龙江省阿城南）。公元1125年，灭辽，次年灭北宋。先后迁都燕京（今北京市）、开封。夹谷氏的得姓至今只有800多年的历史，是姓氏中历史最短的。夹谷氏后人奉女真为夹谷姓的得姓始祖。
在明代中期以前，据朝鲜《龙飞御天歌》记载：“女真中有夹温一姓”。经史料查证，夹温是远在金、元时期的女真姓氏，亦是夹谷姓氏的谐音。夹谷是金代一个较大的女真人著姓。《金史•列传》中有十数位夹谷姓氏之人载人传记之中。如：“夹谷清臣本名阿不沙，胡里改路桓笃人也。姿壮雄伟，善骑射。皇统八年，袭祖驶达猛安”。 “夹谷衡，本名阿里布，山东西路猛安益打把谋克人也。大定十三年，创设女直进士举，衡中第四人，补东平府教授。”关于夹谷这一姓氏， 《金史•国语》注释为：“夹谷曰仝”。仝与佟、童是汉字中的同音异字，又同为夹谷姓而演变为朝鲜史料中所载的夹温姓氏。这一姓氏历史上，曾被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先世应用过，史料亦有记载，如“依兰豆漫夹温猛哥帖木儿、童凡察、童叫场、佟塔失、佟努尔哈赤”等。从上可知，今日建州女真人的后裔，冠用汉字姓的佟、童及仝姓，均是出自金代的女真夹谷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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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永州，最典型的是“仝”姓。宁远、新田一带的仝姓，本系蒙古族。其先人夹谷必烈突，元末为御前指挥，奉诏镇压宁远一带瑶民起义。元亡明兴，为避祸改为汉族姓氏，取“夹”字三人同一，遂改姓“仝”，隐居于此。居宁远的仝姓，现有550多人，分居鲤溪上、下仝家村。 ========================================
二，旗人Tong姓起源纠正 Tong姓家族第一位老祖是元朝名将，一心效忠朝廷报效国家，后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一天下，仝氏老祖拒绝效忠其朱氏天下而早以预感杀身之货，其下有四位儿子，老祖为避免满门抄斩，为让仝氏家族后继有人，便将其四个儿子姓氏分别改为 仝、佟、童、同 ，并让其各自奔赴全国各地隐居，（后多居东北一带）虽然本姓字体上做了改动，但是发音却都一样，从而有了天下Tong姓是一家的说法。最后老祖英勇就义倒在了朱家的断头台上，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仝氏家族世代尊继。到了清朝，Tong姓正统本是仝字，但是因为仝姓后代稀少，再加上史学家的无知以及盲目论断，致使Tong氏正统成了佟字。清王朝时，Tong姓成为满清八大姓氏之一，并且高于八旗之首正黄旗，全姓仝佳。（现在被史学家错误论定为：佟佳）历史上曾有名人：Tong佳扈尔汉, Tong佳隆科多 。解放后Tong氏全姓简化为仝、佟。。。等单字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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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朝亡国之后的女真人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金朝时留居金源故地的女真人，到了元朝，他们被分别称作女直、水达达、吾者、乞列迷、骨嵬等，居住在松花江流域、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流域地区，后来发展成为满族；[50]另一部分是金朝时南迁中原的女真人，自金代中叶以后，他们汉化程度逐渐加深，至元朝时已不再被视为女真人，而概以“汉人”称之。本文所谈的女真遗裔主要就出自后者。
山西的女真遗裔
在山西省运城市安邑镇房子村和三家庄村，至今聚居着一批仝姓的女真遗裔，他们保存的《仝氏家谱》一本修于清乾隆年间，后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重修，重修谱序云：“仝氏之先，出自大金夹谷氏，嗣遭元灭，遂易今姓。元初有讳庆成者，为本邑令，因家焉。”[54]夹谷氏是女真望姓之一，《金史》附《国语解》云：“夹谷曰仝。”说明早在金朝夹谷氏就以“仝”作为其汉姓了，又元杂剧《虎头牌》谓“夹谷氏姓佟”、《金安寿》称夹谷为童，字虽有异而音皆相同。由此皆可证明《仝氏家谱》的记述是言之有据的。另一本前两年适才发现，正在编修过程当中。其中记载，族人由县令、道台等数十人之多，包括远居台湾任职的也不乏其人。仝氏祖辈为运城市的建设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位于运城市南端的池神庙（祭祀誉为中国死海之称的盐池）在近几年修复时发现关于仝氏先辈所作贡献的部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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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佟姓氏族成员遍布辽东每一区域。近代和现代地名佟佳江，佟佳、佟甲、佟家等诸多村堡名，都是他们生活过的地方。佟姓或童姓、仝姓，同为满族一姓，是为同音异字，皆源出佟佳。佟佳清初为姓氏佟佳氏。关于清初佟佳氏，《满洲八旗氏族通谱》对佟佳氏成员佟养正做了如下记载：“佟养正，镶黄旗人，世居佟家地方。其祖达尔汉图墨图于明时，同东旺、王肇州、索胜格等，往来近边贸易，遂寓居开原，继迁抚顺。”在史料记载中，明末清初佟姓为佟佳氏，是以地名佟佳为姓氏的，而其氏族成员多有进入明边进行贸易之人。作为以地为氏，是明代女真人冠用姓氏的一大特征，他们是处于不断地迁徙及渔猎采集生活中的需求，而以栖居地为姓氏的，诸如觉尔察氏、章佳氏、索绰罗氏等都是如此。但这些姓氏是出现在明代的女真姓氏，其以地为氏的范畴近似于今日的佟家村，章家堡等近代以姓命名的地名相仿佛。但是，这些自明代以后所以姓氏命名的地名，其所用姓氏并非是他们氏族的原始姓氏。
中国满族佟佳氏第九次续修宗谱委员会在抚顺正式成立，同时对外宣布：从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第九次满族佟佳氏宗谱续修工作，并将全国首家满族历史纪念馆定址在抚顺。 昨日上午9时，抚顺市满族联谊会常务副会长佟明宽宣布：中国满族佟佳氏第九次续修宗谱委员会正式成立，全国范围的中国满族《佟佳氏宗谱》第九次续修工作将从即日起开展。 记者在大会上获悉，《佟佳氏宗谱》由明朝末年佟卜年首创，清初经佟国器“订旧增新”所完成。共续修过8次。 佟明宽告诉记者，佟佳清初为姓氏佟佳氏，佟姓或童姓、仝姓，同为满族一姓，是为同音异字，皆源出佟佳。目前，抚顺市正在筹建满族佟佳氏历史纪念馆，预计今年底即可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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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郓城仝老家历史 我仝姓本是佟，原为辽东女真族，为夹谷氏之分支。始祖福新公，字汉东，号华溪，元末与弟文瑞镇守潼关，文瑞殉节，公遂携四子六侄归隐，并更佟为仝，迁莒州沂水，1371年迁郓城县，于郓北一十八里卜地而居，清初，人丁繁衍，散居四方，联姻孔府，代称书香，外居之人，返里修坟，皆称此为仝氏老家。又，福新公之墓，在村之东北，墓前立吊龙石碑，上题文“大元总镇仝公讳福新，字汉东，号华溪，配薛宜人之墓”
郓城仝氏以 福新公为一世始祖，传至现在已有26世。
自23世起，郓城仝氏开始统一世代用字。
23世为“锡”，简写为“西”。
其下依次为：锡－－瑞－－令－－玉－－允
康－－泰－－本－－乃－－立（32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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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睢宁是仝氏家族一大聚居地，有几万人，建有仝氏宗祠，文革被毁，现为县生产公司所在地，始祖仝文瑞，辽东人，其兄仝福新后代多居山东郓城，兄弟两人原姓佟，为佟佳氏族，大概在鸭绿江畔，仝文瑞因忠于元朝，不事明朝，恐后代遭迫害而让其长子改姓仝留居睢宁，详细情况和很多族人留言基本相同，不作翔述。仝姓乃睢宁名门望族，著名海外华人仝泽恩科学家乃睢宁人士。山东河南山西亦有很多族人分布，我是道字辈的，上面是西，下是太，德，泽，家谱未带，无法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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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中的仝氏，源自童姓。据安徽和县《童氏家谱》载，始 祖童小桥，祖籍陕西西安金占山，为清皇太子武术御师。一次 传授武功，不慎伤皇子，遂举家隐姓埋名逃至和州（今安徽和 县）定居，改为姓。康熙八年（1669年）后，仝姓后人仝朝臣中武举，家道渐趋兴旺。主要分布在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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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 满族最早使用的汉字姓，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金人姓氏夹古曰仝。但这并不能说明仝姓的最早起源就是源于金人。比如:"[曹] 满族最早使用的汉字姓，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金人姓氏奥屯曰曹。"但在金以前,汉人中就有曹姓,并且很普遍。几乎每个满族姓氏都对应有一个汉姓,这些汉姓有的是已经流传很广的(比如赵、陶、陈等),而有的则明显有独创特色（比如阿、巴、拜等）。因此产生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仝”作为汉姓用的时候，究竟是女真人首创的，还是本来在女真之前中原汉民族就有的？仝姓的起源究竟在何时？现有几种观点：
一、起源于商朝：商有同国，以国为姓。后来，同姓为分别支庶，一支以同字音“仝”为姓。认为“仝”来源于“同”。这种观点的确把仝姓的历史设定得很久远，但却几乎是不大可能的。按：商灭至今有近三千年，以二十年繁衍一代人计，应该已传一百五十代。这么久远的渊源，这么多代人，不可能在近三千年的历史中默默无闻。二十五史中鲜有见者。至于有分支北上出关，后成为旗人“佟”姓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
二、起源于汉朝：为司马迁之后，同样因谐音故，源于“同”。这种观点的可能性也很小，汉灭至今有近一千八百年，此观点不成立的理由同“起源于商朝”观。三、起源于元末：为金人姓氏夹古的汉姓。因女真入关踏上中土，金灭后入于元，元灭后留居中原，为避乱则以“仝”姓传承。这个来源的“仝”姓至少有三支：1.始祖为福新、文瑞：有家谱，有谱系。传承至今，约有三十代。按：元灭在公元1368年，距今约640年，以二十年为一代，当有三十代。这个起源的仝姓后裔主要在今山东郓城、江苏睢宁。2.湖南永州宁远、新田一带的仝姓：本系蒙古族（应为入元后的女真族）。其先人夹谷必烈突，元末为御前指挥，奉诏镇压宁远一带瑶民起义。元亡明兴，为避祸改为汉族姓氏，取“夹”字三人同一，遂改姓“仝”，隐居于此。居宁远的仝姓，现有550多人，分居鲤溪上、下仝家村。3.山西的女真遗裔：在山西省运城市安邑镇房子村和三家庄村，至今聚居着一批仝姓的女真遗裔，他们保存的《仝氏家谱》一本修于清乾隆年间，后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重修，重修谱序云：“仝氏之先，出自大金夹谷氏，嗣遭元灭，遂易今姓。元初有讳庆成者，为本邑令，因家焉。”
以上三处仝姓渊源的共同之处在于：均来源于金人夹古氏。可见，在元灭之时，为避乱，金姓夹古改为汉姓仝，是比较统一的做法。
四、起源于明末：嵩县《仝氏家谱》（重修于近年）记载，明末崇祯年间，一仝姓官员因刚正不阿，得罪福王，为避祸居家隐居于河南嵩县，至今传至十五世上下。自十二世“祖”字辈以下，为“祖、宗、功、德”。明亡于公元1644年，距今约360年。但始祖的姓氏起源，不得而知。
五、起源于清：为满族姓氏佟佳的汉姓，也作佟、童、董等。那么，先汉化的女真夹古氏与后汉化的女真后裔满族佟佳氏是什么关系呢？有待进一步考证。总的来讲，有以下几个结论：
一、仝姓的历史应该不是很久远，很可能是金人创造的，用作夹古氏的汉氏。那么这个姓氏的历史应该在八百年左右，而真正作为单独的汉姓传承下来，应该是在元灭之后，也就是六百多年的历史。
二、仝姓的渊源并不是源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可能在某一时期（元灭）有比较多的夹古氏转化为仝姓，他们可能不在一处，而在各地按照姓氏转化的规则，各自行动，统一转化为tong 姓。但是由于“仝同童佟”为同音字，而女真文转化为汉字的时候只有语音不同而没有同音字的问题但是汉字可不同了，汉字存在大量的同音字，所以说不同的tong应该是由不同的女真人转化来的，除非是有记载的用字转化的，比如山东江苏一带的“仝”就是从“佟”转化来的，而回族的则是从“童”转化来的，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人加入这个姓氏，他们大多与女真（后来称满族）有关系。
三、夹古氏至今仍有存在，郡望抚城，相当于现在河北省张北县一带地区（张家口以北）。现在上海，沈阳等地有人姓夹谷复姓。
6，仝姓的起源是什么？
一、以国为姓以国为姓。起源于商朝：本出自子姓，契之嫡裔，商王封本姓支庶族人于(今陕西省大荔县 境内)建立同国，为商朝附庸，商亡后，同国亦随之灭国，其后人以国去邑为同姓。二、避祸改姓1、起源于汉朝：为司马迁之后，同样因谐音故，源于“同”。西汉时代,史学家太史令司马迁，因对李陵军败降匈奴事有所辩解，得罪汉武帝下狱受腐刑。据传，他的一支后人为避家难,改 "司马"姓为"同"即仝,另一支改"司马"姓为马。2、起源于元末：为金人姓氏夹古的汉姓。因女真入关踏上中土，金灭后入于元，元灭后 留居中原，为避乱则以“仝”姓传承。3、回族中的仝氏，避祸改姓。源自童姓。据安徽和县《童氏家谱》载，始祖童小桥，祖籍陕西西安金占山，为清皇太子武术御师。一次 传授武功，不慎伤皇子，遂举家隐姓埋名逃至和州（今安徽和县）定居，改为姓。三、源于赐姓起源于宋朝：东陵脚下，有个叫石头峪的小村，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石头峪村，传说是宋朝一位武状元的后代。这位武状元后来官拜二品，常伴皇帝左右，可谓顶天立地，呼风唤雨。“仝”就是当时皇帝赐给姓氏。经过几代繁生，原只有流放时的孑然一家，渐渐发展为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就这样，仝姓家谱被续了下来。、四、源于蒙古族湖南永州宁远、新田一带的仝姓：本系蒙古族。其先人夹谷必烈突，元末为御前指挥，奉诏镇压宁远一带瑶民起。元亡明兴，为避祸改为汉族姓氏，取“夹”字三人同一，遂改姓“仝”，隐居于此。居宁远的仝姓，现有550多人，分居鲤溪上、下仝家村。扩展资料仝姓的分布仝姓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在南方也有少量分布。河南省有44县市97乡镇村、河北省有23县市36乡镇村、山东省19县市36乡镇村、山西省23县市34乡镇村、安徽省10县市26乡镇村、江苏省8县市44乡镇村、陕西省7县市11乡镇村都有仝姓分布。另外，天津、浙江、湖北、湖南、云南、内蒙古等地也有少量分布。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仝 （中国姓氏）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仝姓
7，溧阳有哪些历史文化传统习俗和民俗工艺？
阳有每年的四月初八，正是乌饭树叶吐翠泛青的时候，为纪念目莲救母，民间就家家吃乌饭。
跳幡神
溧阳社渚镇的傩文化是溧阳最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是苏南地区为数不多的活态傩文化遗存，在长三角地区也相当罕见。傩（nuo，音同挪），即假面跳神，是原始狩猎、图腾崇拜、部落战争和原始宗教祭祀的产物，有着约3000年的历史，广泛流传于我国黄河以南的农村。傩文化主要包含傩坛、傩仪、傩舞、傩戏、傩面具和傩俗等内容，是古代人与神灵的对话方式，后来逐渐成为人们表达美好愿望、自娱自乐的民间艺术形式。其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跳幡神，在溧阳以嵩里村幡神声势最盛、最为有名，整个舞蹈节奏欢腾红火、引人入胜，内容驱邪避魔、降福纳祥，舞姿兼有巫舞和中国汉族古典舞的韵味，充满着浓厚的原始民俗风情，是溧阳民间文化的瑰宝。已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8，论民俗规范功能的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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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发表时间：2007-8-17 11:13:33
【原文出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南宁
【原刊期号】200305
【原刊页号】81～85
【分 类 号】D5
【分 类 名】民族问题研究
【复印期号】200312
【英文标题】On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Folk Custom Specification Functions
WAN Jian-zhong
(Dept.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作 者】万建中
【内容提要】现代社会的民俗规范功能与远古社会相比，是不是越来越减弱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从国家权力系统对民俗活动的干预、民俗表演空间的萎缩和被权力机构所占用、主流话语改速民俗知识、民俗惩罚力量的失去和一些民俗观念淡化五个方面，推敲民俗规范功能的历史与现实，描绘了当代社会民俗生存的环境和景况。
【摘 要 题】民俗民风
【英文摘要】Compared with the remote antiquity,are modern social folkcustom Specification functions getting weak? To answer such a question,this paper analyses the history and the reality of folk custom specification functions and describes the existing environment and situations of the modern social folk customs from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i.e.the state power systems intervening the folk activities;the withering and the occupied acting space of the folk customs by the authority;the principal speech transforming the knowledge of folk customs;the power loss of the folkways punishment and the faintness of some ideas about folk customs.
【关 键 词】民俗规范/功能/国家权力/惩罚
folk custom specification/function/state power/punishmen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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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赵世瑜.狂观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2.
[5] （德）马克思·韦伯.韦伯文集[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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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德）马克思·书伯著，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M].台湾：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887(2003)05-0081-05
谁都承认民俗对所有人的言行和思想具有控制力量，是一种规范和规范的依据。列维—斯特劳斯说：“我们的行动和思想都依照习惯，稍稍偏离风俗就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其原因更多在于惯性，而不是出于维持某种明确效用的有意识考虑或者需要。”[1](P45)民俗规范力量的持久延续，也许从中可以得到启迪。一些传统民俗在今天社会中还有力量，或者说，现代人有时不得不随俗而行，主要是受到民俗规范力量的惯性冲击。正如站在公共汽车里，遇到紧急刹车，不得不随之趔趄一下，但并不一定赞成这样的行动一样。传统民俗的规范力量对社会较多的人来说，更多是无清晰意识效应的惯性，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力量。
然而，人们考察这种规范力量往往局限于当下的视野，而无视历史的变化。事实上，民俗规范力量的呈现的确有时代的差异。人们时常也会讨论这样的问题：现代社会的民俗规范功能与远古社会相比，是不是越来越减弱了，答案是难于确切的。如果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俗的整体功能在不断衰弱的话，那么，终有一天，民俗的规范功能将丧失殆尽，民俗也就失去了存在必要性。而这肯定是不符合民俗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尽管在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之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禁忌民俗已不再具有原先的在人类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一些远古的禁忌在人们生活中渐渐地消逝了，但是形形色色的禁忌仍然渗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产生的契机更为五花八门。
人们之所以会对民俗失去往日的信心，主要是由当前民俗生存的景况造成的。以下是五个具体的原因，对它们的探寻，其实也是在清理和把握民俗规范功能的历史与现实。
一、权力机构渗入民俗领域
谁也不会否认，民俗的一部分规范功能在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剥离，转化为国家话语权力系统。比如，法律和政令显然是继承了禁忌的结构模式，只不过将口承形式置换为书面形式。远古时期对大自然的禁忌、对性的禁忌、对图腾的禁忌等等，曾经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现今社会早已转化为相关的法律、政令。可以说，法律、政令以及种种的乡规民约都是禁忌在文明社会的变异存在。原始社会，没有国家，没有政令，没有法律，也没有家庭和行业，社会秩序的维系不靠强制的行政命令，强力的国家机器轰鸣，靠的就是习俗的“调整”这种软性的自控系统。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也主要诉诸于民俗的浇铸。家庭、学校、各种行业乃至监狱出现后，这些组织和机构以建立社会规范和规范社会为己任，尽力使社会规范功能得到发挥和扩张。社会规范由于得到这些规范机构的推行和强化，便变得强硬起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说：慈善团体、道德改良协会、工人住宅区、学校、工厂等机构“是用于减轻痛苦，治疗创伤和给予慰藉的，因此表面上与监狱迥然有异，但它们同监狱一样，却往往行使着一种致力于规范化的权力”。[2](P353)而且这些机关正在千方百计地包揽规范的权力。
同时，过去许多一直处于自然发展状态的民俗礼仪，也逐渐为一些权力机构所操纵和管辖，民俗的规范功能由民间进入到国家行政机关。生儿育女和埋葬死人本来都是由老百姓自己处理的事情，并且已有一套完整的礼仪程序，现在都被管理计划生育和殡葬的机关所控制，传统的从生到死的民俗礼仪活动都成为政府机构加强管理的目标。
不过，社会生活的全面和复杂又使所有的机构难于胜任所有的规范义务，民间的生活空间必然要由民俗来充实和控制。也就是说，民众生活以及传统习惯不可能完全进入“机构”，机构不可能规范人们生活的全部。机构的四周是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生活空间里的准则、模式及意义主要来自于传统民俗，取决于传统民俗。当然，民俗则沦落为循循善诱的社会管理及控制系统中的软件。
二、民俗表演空间的萎缩
远古社会的生产、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相对于现代社会，具有更明显的同一性，时空的界限更趋一致，生活节奏和方式简单而又单一，相应的，民俗表演和民俗力量的释放主要集中在神庙、祭祀场、竞技场等公共场所。人们常常在这些公共场所表演、祭祀、聚集、歌舞、庆贺等等，举行场面宏大的公共仪式，所有的人都是仪式的参加者。此时，所有的能量在瞬间聚集、释放，人们在刹那间融为一体。这种高度的集体性使得民俗的规范功能得到极大的发挥，似乎威力也更为强大。相对于古代社会的公共性而言，我们近代形成的规范社会主要不是展示性的，而是感染性和监视性的。人们因某种契机，遭遇到某种民俗事象，并为之感染，有意无意接受了它；同时，民俗作为一种传统，它本身就是生活的意义、情感、准则和参照，所有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维护传统，并且通过互相传播民俗知识和互相监视促进民俗的延续。民俗和一般静态的文化模式如文献文化不一样，它是动态的文化模式。这种动态，也不像电影画面一类艺术的机械光电流动，它是一种自然的流动，如同风一样，或者说像“流感”式的，无阻碍地流传感染。民俗的这种“动势”是民俗本性的一部分，它在民俗形成时，就被组建进去了。此外，任何一个冠之为民俗的事象，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积累产物。民俗包蕴着一定人群的某种共同的意愿，这种共识，是由个别的认同逐步达到群体共同的认可，是同感运动深化的结果。[3](P52)另一方面，人们又在互相监视民俗的实施情况，每一个人的民俗行为都是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下。中秋节期间的欢聚场合，如果有人不吃月饼，他就会反复被询问和被劝食。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违背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大家都会将他拽回民俗的轨道上。
民俗作为一种传统，主要是依靠感染和监视得以延续的。而感染和监视并不能使民俗的力量得到集中释放。现代社会的民俗正逐渐失去原先具有的展示性和表演性，变得越来越简单而零碎，越来越向日常生活本身靠拢。有些已回归为生活本身，成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展示性的仪式过程已经被权力机构所掌握，群众性的仪式场合变成了政治集会和各种宣传活动。政治话语、商业话语、外交话语等在集会仪式上被反复宣讲，并通过各种传媒瞬间输入千家万户。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远古时期的规范社会的特征是：“大批的人群能够观看到少数对象”，但是，现代社会的机制恰恰颠倒过来，“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2](P243)所谓的民俗的“民”正急速地被分化和被肢解，传统的民间群体所剩无几，群体与群体的壁垒已经坍塌，群体中人随时可能变成“流民”。散落在各地的人们每天睁着眼，看电视里面一大群人的集会。这些大大小小的集会大多在建有主席台的封闭式的特定空间里进行。
民间集体仪式则大多在露天举行，显示出官方集会所无的开放性特征。即便如此，民间仪式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正在发生转换，甚至在急剧萎缩，萎缩的原因有时是行政力量的干预，如禁止燃放鞭炮、一些祭祀活动被扣上迷信的罪名等。“有着强烈狂欢精神的庙会和娱神活动，具有一种潜在的颠覆性和破坏性，在社会状况相对稳定的时候，它们只不过是人们宣泄自己情感的方式，对传统规范的蔑视和嘲弄被限制在一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4](P134)这是明清之际，法律规定相对放宽的情况。经受文化革命的冲击和所谓现代文明的洗礼之后，原先盛行于民间的带有潜在颠覆性和破坏性集体民俗活动本身，被权力话语系统无情的颠覆和破坏。与此同时，民间娱神的狂欢名正言顺地转换为国家政治狂欢。民众的狂欢精神早已被国家权力所强取和利用，而且，为了挤压民间固有的狂欢时空，国家权力机构往往会对狂欢时空进行重大调整，诸如“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放长假，每每遇到带有政治意味的重大胜利，就组织民众集会和上街游行等，莫不如此。一部分民俗的力量便被权力机构掠夺过去，而民间话语又难以渗入权力话语系统，民俗的规范力量自然也就显得微弱了许多。
三、国家权力重写民俗知识
统治者的思想正在对民众的知识进行改造。“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民俗圈中，言行都受到民俗的约束，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民俗习惯的顺应”，这些类似的说法表明民俗学工作者对民俗的偏爱和重视，其实，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每个人的确拥有一种民俗知识形式，但这种民俗知识形式还是权力锻造的对象，它受制于权力的规范，或者说权力正在改造和重释民俗知识。如果说人是由知识生产出来的，那么，知识则是被权力生产出来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人们的依恋，这是“过年怎么越来越没有意思了”的主要表征。新闻媒体对春节联欢晚会的反复渲染，实际上是在冲击和排斥年节的文化传统。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远不如一家人围着火盆诉说家常有意义。春节联欢晚会不仅对过年的形式进行了改造，而且歪曲了过年的内容。青少年的春节知识不是完全来自过年的体验，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晚会的宣传。宣传机构对全中国人的过年行为进行了规范和操纵。这是权力篡改传统民俗知识和行为的典型范例。
对民俗事象活动过程的干预和介入，是相关权力机构的权力。传统所构筑的可以吸纳广大民众参与的活动空间，历代统治者都会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然而，这并非完全出于民俗发展本身的需要，民俗发展的“动势”本身就有自我调整的本能。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把社会行动区分为四种类型：(1)目标合理的行动，即能够达到目标，取得成效的行动；(2)价值合理的行动，即按照自己信奉的价值所进行的行动，不管有无成效；(3)激情的行动，即由于现实的感情冲动和感情状态而引起的行动；(4)传统的行动，即按照习惯而进行的活动。[5](P130)在传统社会中，后两种行动占主导地位。而在工业社会中，前两种行动占主导地位，而且只有这两种行动才属于合理的行动。相反，“严格的传统举止——正如纯粹的反应性模仿一样——完全处于边缘状态，而且往往是超然于可以称之为‘有意义的’取向的行为之外。因为它往往是一种对于习以为常的刺激的迟钝的、在约定俗成的态度方向上进行的反应。”[5](P130)民俗行为自然属于传统的处于边缘状态的行为，肯定要被合理的行为所左右。而且，“目标”和“价值”皆由权力系统所定性和把握，传统的民俗行为为了变成合理的行为，争取生存的空间，有时便不得不迎合这些“目标”和“价值”，甚至有意纳入到“大传统”的范畴之中。有一些民俗已然失去了自我。如对青少年的教养习俗，在内容和形式上已为权力系统所控制。在现代社会，有些民俗不可能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它们除了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还要承受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压。正在逐渐失去自我和自由的这些民俗，其规范力量自然难于充分展示出来。但从总体上，我们仍然可以说，民俗在社会中一旦形成，就成了一个自控又自动的独立系统，并以相对的稳定性，陈陈相因，延续承袭。民俗像风一样，自然产生、自然流传和自然消亡。当然，这实际上也是民俗学者构拟的民俗生存的理想形态。
四、民俗拒绝严厉的惩罚
在现代社会，违背民俗常规和蔑视民俗的力量，一般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民俗对社会民众的影响，一般不具有命令式的强行指派，它也要求一统，但这一统，是潜移默化，循循诱导式的。不遵奉的，有时会受到宗法式的制裁，但它所代表的仅仅是一个宗族或大家庭的意愿，更多的还是民俗惯制的力量，即它是传统的。然而在远古社会，情况迥然不同。人类学家杰盖塔·霍克斯在《地球上的人类》一书中写道，“惟有这一个物种，把未免过于残忍的清规戒律强加于自己的每一名成员身上。且不论这种集体意志从何而来，它反正强施这些限制。而人也就将此限制视作神只的旨意而接受。”这种种限制，就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原始社会两性生活的禁忌中。在原始社会的民族中，虽然没有文明人的道德观念，但对乱伦的恐惧和对破坏者的严厉惩罚，令人惊奇。在美拉尼性生活也不是随意的，也受到各种限制。在耕种、狩猎、战争等一定时期内，配偶之间，性生活处理之严，现代人是无法想象的。
尽管现代人无法想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违背性禁忌或其他重要规矩的人的惩罚，是在公开的集体场合进行的。这种公开展示的惩罚方式后来为封建帝王所继承。这是一种权力的展示，是帝王权力的展示。“它是两面性的：从犯罪的角度而言，它是昭示罪行及应受的惩罚；从帝王的角度而言，它是重建一时受到伤害的君权，是强调权力及其对罪犯固有的优势”，[6](P188)公开惩罚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在公开处决的酷刑中，权力在运作、显现、炫耀。然而，当社会分层出现之后，民俗便进入社会的地层，和民众融为一体。基本上抛弃了严厉惩罚的手段，同时，民众也就放弃了对破坏民俗的人施以惩罚的权力。否则，民俗就会给特定的群体中人带来互相仇视。正是由于民俗摈弃了严厉惩罚的权力，才使民俗规范和上层阶级颁布的法律、政令等有了明显的差异。也使民俗成为一种社会的稳定力，并以特有的整合功能，使社会某些系统平和地消除振荡和干扰，以一种公认的稳定形式和基本一致的适应方式。人们依循民俗一般并非迫于民俗的威慑，或由这种威慑产生的恐惧，而是民俗给人一种社会安定感和相互亲近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秩序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传统的依恋。这就是民俗的力量，是社会底层的力量，但不是惩罚的力量，或者说诉诸惩罚和威胁而产生的力量。
从这一点来说，民俗的确是一种自在的运动系统，“是一种外在方面没有保障的规则，行为者自愿地事实上遵守它，不管是干脆出于‘毫无思考’也好，或者出于‘方便’也好，或者出于什么原因，而且他可以期待这个范围内的其他成员由于这些原因也很可能会遵守它。因此，习俗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什么‘适用的’：谁也没有‘要求’他要一定遵守它。”[7](P136)民俗的施行和传播似乎不需要权力系统，当然，权力系统利用民俗又另当别论。民俗得以施行和传播的原因正如其意义一样，更多地进入到潜在的层面。人们遵守民俗也有更为直接的原因，大概如韦伯所说“谁要是不以它为行为的取向，他的行为就‘不相适应’，也就是说，只要他周围多数人的行为预计这个习俗的存在并照此采取自己的态度，他必须忍受或大或小的不快和不利。”[7](P13)由于民俗事象的形成、传播乃至消亡的过程都远离了权力、强制、惩罚、酷刑和威慑，导致其规范力量的展示是舒缓的、平和的、潜移默化甚至是潜藏的。
五、传统民俗观念被遗弃
一些传统的对民俗事象的生存起着支撑作用的民间观念正趋于淡漠，相应的，这些失去民间观念支撑的民俗的规范力量便大大减弱。比如，禁忌是一切社会规范中最古老的社会规范。越是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禁忌的威力越强，对社会的作用越大。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观念会逐渐消失，也即是说，禁忌民俗自身的流布能力是有限的。以语言禁忌习俗为例，人类崇信自己的“言语中有魔力的影响，因此对待言语必须小心谨慎。”[8](P17)“同时，未开化的民族对于语言和事物不能明确分开。”[9](P362)以为语言即是它所表达的人和物本身。中国民间对语言的魔力历来深信不疑，求神拜佛时的祷告，施巫术时的咒语和祝辞，入教入社时的誓言，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大量咒语等等，都是人们以为说了，即会变成现实，说了某人不吉利的话，某人亦即遭殃。于是产生了语言的恐怖症，惟恐不吉利的词语临降到自己头上，为了避免乱说话，杜绝无谓的伤害，便出现了语言避讳。旧时，对“死”等凶字的忌讳不仅盛行民间，上层社会更是谈“死”色变。《宋书·明帝纪》记载，六朝时的宋明帝，非常讲究凶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恶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千百品”，有犯必加罪戮。当时的著名文士江谧，在他所写的祭词中，用了“白门”一词（白门，宋都城金陵的某地名），宋明帝认为这个白字与丧事有关而很不吉利，于是大骂江谧说：“白汝家门！”意即“让你们家死人！”这个江谧吓得连忙叩头认罪。宋明帝见他认罪态度较好，才予以从宽处理。现今，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更会令众人笑掉大牙。
在过去，一些民间信仰观念甚至可以限定当权者滥用权力。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事例，他说：“受冤屈者的哭号会引来鬼神的报复。这在受害者是由于自杀、悲怨和绝望而死时，尤其如此。最早起于汉代，这种坚定的信仰是从官僚体制和诉之于天的权利的理想化投射中萌芽的。我们也已看到伴随着真正的（或自称的）被冤屈者的大众的呼号，对于官吏的约束有多大的力量。对于鬼神之报复的认同信仰，迫使每一个官吏在面对可能造成自杀危险的群众狂乱的情况时，不得不让步。……对于鬼神及其功能的信仰，是中国平民大众惟一一份极具效力的大宪章(Magna Charta)。”[10](P262)现今社会，鬼神信仰观念更多成为人们虚幻的慰藉，鬼神信仰习俗的规范功能早已失去了普遍的如同，冤屈者的哭号再也引不起人们对鬼神报复的恐惧。
随着民间观念的淡化，相关的习俗会逐渐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同样的，新的民间观念的形成，也会促使新的习俗的产生。只不过一些原有的带有普遍性的民间观念的淡化，加快了相关民俗衰微的进程，这些习俗规范正急剧地失去其应有的效能，这种现象会使人们对整个民俗传统失去信心。因为在当今社会，要再构传统意义上的民俗观念是不可能的。而对民俗内涵和外延的重新认定还需等待相当长的时间。
但关键的一点应该坚信：民俗不绝，民俗的规范功能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