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最大的奸臣严嵩，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奸臣严嵩后来被罢职削籍，没收家产，最后于贫病以及唾骂中凄惨离世。严嵩于明孝宗在位时的1505年考中进士，继而进入官场。待明世宗即位之后，严嵩开始飞黄腾达。明世宗这位皇帝十分痴迷道教，他为了能够专心专研长生不老之术将大部分政务全都交由朝臣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身为礼部尚书的夏言得到了重用。而当时还只是“小喽啰”的严嵩为了高升，则是极尽所能地巴结、讨好夏言。攀附于夏言的严嵩如愿得到了步步高升，他的官职一路从南京翰林院侍读逐步上升为太子太傅。在官位得到提升的同时，严嵩所受宠信也在不断增加。因为相比起经常会出言劝谏明世宗不要过度沉迷道教的夏言，严嵩总是顺着明世宗的心意行事。也正是因为这样，严嵩在升任为太子太傅之后，自觉羽翼已丰的他开始处处针对夏言。后来在1548年的时候，夏言因严嵩的陷害而被下令处死。夏言被杀之后，严嵩再一次成为内阁首辅。在这之后，他更加不遗余力地讨好明世宗，从而使得明世宗越来越宠信他。凭借宠信，严嵩逐渐开始擅专朝政。手掌大权的严嵩自然不会放过异己，是以仇鸾、沈鍊、杨继盛等朝臣相继遭到严嵩的陷害。除此之外，严嵩还四处敛财。在他的胡作非为之下，明朝局势日趋混乱。但是介于他十分懂得讨明世宗欢心，所以即便有朝臣上书弹劾过他，但是他始终保持着盛宠。明世宗对严嵩的盛宠持续了二十多年。后来在1562年的时候，一位名叫蓝道行的道士在徐阶的引荐之下进了宫。本就信奉道教的明世宗对这位以扶乩闻名的蓝道行自然颇为宠信。而该道士后来有一日对明世宗说：“今日有奸臣奏事。”巧合的是严嵩正好在这个时候前来奏事，于是明世宗自这之后开始对严嵩心生厌恶。待1564年，严嵩儿子严世蕃因罪被杀，严嵩也因此被罢官削籍并被没收所有家产。1567年，奸臣严嵩因病逝世。
大明第一奸臣严嵩，他都做过哪些坏事?
每个朝代都有几个臭名昭著的奸臣，说起明朝的奸臣，严嵩必定是榜上有名。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公元1480年出生于江西分宜。他曾官至内阁首辅，执掌国政近20年，是有名的权臣，但《明史》却将他列为“六大奸臣之一。严嵩做过的坏事可谓是罄竹难书： 迫害忠臣严嵩曾在公元1505年考中进士，彼时正是宦官刘瑾权倾朝野的时期，不久后，他便因病被迫退官回籍。直到十年后，才被复官，这时刘瑾及其党羽已被清算殆尽。当时的皇帝明世宗沉迷道教，不问政事，政务全由朝臣打理。礼部尚书夏言与严嵩是同乡，为皇帝所看重，严嵩便拼命攀附讨好他。 而严嵩在得势后，却开始频频迫害夏言与其他忠臣。 夏言因反对皇帝沉迷道教，逐渐遭到厌弃，严嵩抓住机会，曲意媚上，讨得皇帝喜爱。严嵩被升为太子少傅后，先是怂恿皇帝罢黜了夏言，又在外敌入侵时，为了一己私利，罔顾国家安危，残害忠良。 公元1544年，鞑靼入侵河套，夏言举荐时任陕西总督的曾铣出兵讨伐，明世宗本已答应。严嵩却买通皇帝近侍，并勾结边将仇鸾一起构陷污蔑夏言与曾铣。最终导致曾铣与夏言先后被杀，其家眷亲信也受到了牵连。青词宰相因为明世宗追求长生崇尚道教，严嵩为了讨好皇帝，便不惜耗费巨大财力物力，大肆营建斋宫秘殿，所耗费财帛，竟比明王朝一年的太仓岁入还要多。严嵩因善写斋醮祷祀所需的青词而被皇帝宠信，在担任首辅后，也“不忘初心”，常常废寝忘食只为撰写青词。甚至在外敌入侵，将领找他商讨御敌之策时，严嵩也已撰写青词为由避而不见。国家危亡与百姓死活，在他心中竟都没有青词来得重要 。也是因此，百姓们都嘲讽他为“青词宰相”。铲除异己夏言与曾铣死后，严嵩在朝中势力更盛，但他依旧没有停止打压异己。因构陷夏、曾二人而得圣宠的仇鸾，不甘一直屈居严嵩之下，于是上疏揭发严嵩与其子严世蕃的罪行。严嵩一度被皇帝疏远，可惜后来仇鸾病重，严嵩的党羽又密报了仇鸾的不轨之行给皇帝，皇帝因此厌弃仇鸾，与严嵩消除芥蒂，仇鸾最终忧惧而死。公元1553年，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却被诬下狱，遭受到了严刑拷打，最终遇害。公元1557年，严嵩又诬蔑曾弹劾过他的锦衣卫沈炼，勾结白莲教意图谋反，致使其入狱被害。败坏朝纲严嵩成为首辅后，继续阿谀媚上，靠着皇帝的宠信祸乱朝纲。后来，又提拔其子严世蕃为工部侍郎，父子二人一起把持朝政，在朝中被称为“大丞相”和“小丞相”。严氏父子在当时真正到了权倾朝野的地步，招来无数怨恨。父子二人大肆敛财，搜刮民脂民膏，狂妄嚣张的严世蕃甚至自言，朝廷的财富都比不上他。在世宗的包庇下，这二人愈发大胆，不仅收受贿赂，还卖官鬻爵，官阶高低，明码标价，视公理王法为无物。严嵩祸乱朝政风光几十载，最后的下场却是格外凄惨。公元1562年，以善于扶乩而闻名的道士蓝道行被介绍给嘉靖帝，严嵩恰在蓝扶乩时经过，因一句“今日有奸臣奏事”，为皇帝所猜忌。三年后，严世蕃被判死刑，严嵩被罢官并没收全部家产，于次年四月病逝，死后无棺木下葬，无人吊唁。严嵩因皇帝崇尚道教而被重用，最终却也因此被皇帝厌弃，也是足够讽刺。他有才干亦有机会，本可以成为一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好官，却偏偏为了一己私欲，为祸朝堂，铲除异己，鱼肉百姓，有此结局，完全是咎由自取。
严嵩为什么成了“奸臣”？
从严嵩临终的留言可以看到，他是带着无尽的委屈、不甘心和愤懑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明史》称：“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严嵩肯定想不到，他所背负的“奸臣”骂名不但没有因他的去世而消失，反倒广为流传，他的名字成为奸臣的代名词。与此有关，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明代有名的史学家——王世贞。\x0d\x0a 王世贞与严嵩结怨，传说有一段公案。王世贞的父亲就是被世宗处死的王忬。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不久就被严氏父子得知，二人就向王忬索要。王忬迫于严氏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嵩，后来事情败露，严嵩对其怀恨在心。后借王忬戍边不力下狱之机，严嵩上奏本将其害死。因为这段积怨，王世贞在他所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严嵩传》以及其他史著中，对严嵩多有诋毁，严嵩的声名就此更是一落千丈。\x0d\x0a （1）关于严嵩“窃弄威柄”问题\x0d\x0a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至明成祖始设内阁，《明史·职官志》载，内阁大学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晦，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可见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务官。《四库全书总目》卷58“嘉靖以来首辅”条称，“至嘉靖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这种表述是大可商榷的。世宗执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自嘉靖十八年即不上朝，即便如此，也不曾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明史·严嵩传》载，严嵩任首辅后，“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这说明世宗虽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的。因此，任何一位“权臣”在世宗朝绝无“窃弄威柄”的可能。关于此，从其他的记载亦可旁证。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世宗实录》称其“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国榷》卷64引李维桢曰：“（世宗）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又引范守已曰：“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揽乾纲如帝者，几何人哉！…..以故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严嵩不可能窃弄威柄，于史比比可证矣。再如《宾退录》卷四载，欧阳必进（都察院左都御史），与严嵩为儿女亲家，嵩欲安排必进为吏部尚书，经嵩哀求再三，世宗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即斥去。严嵩欲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谈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呢！由此观之，说严嵩“窃国柄政”不过空穴来风而已！\x0d\x0a （2）严嵩与世宗的关系\x0d\x0a 世宗是个极难侍候的皇帝。世宗猜忌、多疑、嗜杀，不仅如此，他待人冷漠，对自己的妻儿、侍婢、臣僚无不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这就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一席话：“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这番话是说，当首辅的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责任，要甘当替罪羔羊。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他的朋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看来，我们似应从另一视角来看严嵩了。\x0d\x0a 严嵩任首辅十五年，与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杀的皇帝能相处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世宗崇奉道教，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任阁臣的要件，因此“谀”、“媚”是阁臣们的共性，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更媚了。例如宫婢之变后，世宗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世宗欲重修宫殿。严嵩考虑世宗久不视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故不同意重修宫殿。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对此，时人“颇善嵩对，而微谓阶之谀旨”（《献征录》卷16）。这里所展示的则是严嵩刚性的另一面。《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在分析世宗宠信严嵩之由时说：“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惟其如此，才能将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关于这一层，世宗应该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世宗对严嵩亦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即是令其致仕时，世宗在谕旨里还是说“嵩小心忠慎，”致仕后的待遇，较其他首辅亦见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说明严嵩能真诚事主，并无二心，才能博得这位薄情寡恩的君主的善待。\x0d\x0a 那么，率意说严嵩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x0d\x0a （3）关于严嵩“屠害忠良”\x0d\x0a 严嵩入阁后，弹劾他的大臣甚多。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x0d\x0a 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传中未见记载沈炼有何才识。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卫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区区小事，致生积怨，可见沈炼性格偏狭之一斑。严嵩曾说过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他怕前途无着，于嘉靖三十年正月上疏劾严嵩。疏中历数嵩十大罪状。世宗阅疏后，“大怒，廷杖之，谪佃保安。”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常常詈嵩父子；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象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这种“游戏”似不类君子所为。沈炼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杀之。反对严嵩的人称是严嵩授意杀害沈炼的，这也是于史无据的，且杨顺亦非嵩党。沈炼罗列严嵩十大罪状，徐学谟以为“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世庙识余录》卷15）。谈迁在《国榷》中论曰：“沈纯甫（炼）气吞逆胡，当庚戌（1550年）秋，怒目而斥严氏，其强直自遂，固己不可一世矣。投身荒塞，隐约潜晦，何必不自得，至于传檄京师，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桧，尤为过之。”可见沈炼之死，完全是性格上的弱点所致，这与忠奸有何关涉焉！\x0d\x0a 杨继盛，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据《明史》本传载，颇精律吕之学，此外不见他有甚所长。在国子监时，为徐阶门生；与唐顺之往还甚密。杨继盛性格与沈炼颇相似，我们不妨摘引唐顺之致杨的一封书信：“执事豪杰士也，……颇觉慷慨，激发之气太胜，而含蓄沉机之力或不及焉……”（《荆川先生文集》卷6）这是暗示杨性格上的弱点和才识不足。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杨的指控，大多空疏无实，与沈疏无甚区别。如说严嵩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世宗可能会认为是影射他的，因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办的；又如杨继盛《疏》曰：“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这无疑是认为世宗昏聩，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杨疏上后，嵩一再请求休致，世宗挽留再三，说杨“邀誉卖直”，该疏是冲他而来的。疏文空泛，此即为无才识也。因此，杨继盛必死无疑，或曰杨死是嵩做了手脚，此说是太过悖谬了。\x0d\x0a 另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是夏言。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阁揆后，都御使曾铣议复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极言不可。于是吏部尚书闻渊等劾言误国，二十七年春罢夏言首辅。是年杀夏言、曾铣。《明史·严嵩传》说嵩借复套事件构陷夏言至死，《明史·夏言传》指称嵩与陆炳、驸马都尉崔元联手倒言。然而，谈迁在《国榷》中认为，“贵溪（夏言）不死于败而死于谗，又严氏之代为之受螫也。”可见严嵩是背了黑锅的。在严嵩的《奏对录》里，曾载有嵩再三为夏言求情免死的札子，亦见嵩未必是“心迹俱恶”之人。\x0d\x0a 被世宗杀掉的还有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杼。王杼是位精通军事、很有责任心的将领，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时不察让入侵的数万北虏进入至三屯营，使不少中贵和宫人的家人财产遭受损失。这些天子身边的人难免不向世宗投诉。在调查此事时，又牵出王杼疏于练兵等情况。于是世宗震怒，手批“诸将皆斩”。三十七年王杼被杀于西市，时年五十三岁！然传末又指称王杼之死责任在嵩。是非曲直尚有公论，《世庙识余录》如是说：“杼恂恂长者，悉心体国，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划策守城，以全国储，帝眷日隆，洊登枢佐。蓟州边备久弛，整顿良艰，屡至失律，遂于极典。┅┅华亭（徐阶）乃予罪严嵩，至方秦桧之杀武穆。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对支大纶的判语谈迁是极赞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严氏也。”这些说明有人要使严嵩“恶居下流”，欲令严嵩背负沉重而可怕的恶名。\x0d\x0a 《罪惟录》有一段令人深长思之的话，“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后，不敢有可否，间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词；至上所必欲杀，无所匡诤而已。….则凡上意所欲杀者，天下竞指嵩。”严嵩“屠害忠良”之秘藉尽在彀中矣。而严嵩恶名之远播，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功莫大焉。写嵩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嵩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在民间反复播演，此乃印证了戈倍尔氏的名言：谣言重复多次便变为“事实”！\x0d\x0a （4）严嵩与抗虏御倭政策\x0d\x0a 自嘉靖十三年起，蒙古新首领俺答汗几乎无年不请求明朝“封贡”，然而，俺答求贡却屡遭明廷拒绝，俺答便率兵大举犯边，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10万精骑攻至北京，全国震动，史称“庚戌之变”。严嵩对北虏的立场如何？这里有二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世宗欲效法成祖率军巡边。嘉靖二十八年二、三月，世宗两次召见严嵩谈到想亲率大军“巡边”的想法，均遭严嵩婉言反对：“皇上圣谟弘远，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世宗实录》卷346）可以设想，如果世宗率军巡边，其结果可能比英宗的“土木之变”还惨。作为首辅的严嵩在此重大问题上并未一味顺从邀宠，想必是予料到后果的严重性，故设法阻止之。二是世宗一直想以军事手段解决北方边患。例如嘉靖二十六年，首辅夏言、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失地，得到世宗批准；而严嵩及翁万达、唐顺之等富有学识和军事经验的大臣，对“复套”是很不赞成的。二十九年八月上旬，边境形势十分紧张，世宗曾两次召严嵩讨论对策，严嵩曰：“目今虏患，但边臣戮力防御为守之计，令不能深入，即为得策。若欲驱扫远遁，恐力非昔比也。”又曰：“笫时势诚有不同于昔者，兵不素练，将未得人，馈饷屡乏，即无可持之资。当事之臣，自任其责，防守边疆，令不得患，虽犯不得利。此即御戎之策矣┅┅”（《奏对录》卷4）严嵩主张重在防御，这完全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云：“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典故纪闻》卷17）庚戌之变时京城的实际军力是“仅四五万，老弱半之。”（《明史·丁汝夔传》）至于军事装备，因主持军械制造的官员侵吞料价，以致造出的装备不堪使用。如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脐，叶多不坚，袖长压臂，全不合式”；“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只过数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无锋。”（马文升：《明臣奏议·修饬武备疏》）这样的军队和装备怎堪俺答10万精骑一击！曾任过兵部车驾司员外郎的杨继盛未必不了解此时的军情！他在《疏》中，将俺答犯京时严嵩不让兵部尚书丁汝夔出战，指为十大罪状之一，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x0d\x0a 倭寇并非起于嘉靖朝，但嘉靖朝倭患最烈。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严嵩对倭寇的政策是与夏言是不同的。夏言重作首辅时，主张像对待北虏那样以强硬手段剿灭倭寇，嘉靖二十六年他推荐朱纨总督闽浙倭乱事。朱纨在闽浙大肆屠戮，矛盾大为激化，而利益受损的官宦交章弹劾，朝中又失去夏言的支持，他担心会受到惩罚和屈辱，而不得不含愤自杀。严嵩推荐赵文华督察军务，颇有建树。徐学谟《世庙识余录》称：“……文华一出，以贪狠故，督抚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后，始问立战功。”在赵文华的整治下，军队已有了一定的战斗力，对平定倭患起了一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赵文华认为海上贸易关系国计民生，应受到国家保护，使之合法化。严嵩对倭寇的政策在赵文华那里得到最好体现。赵文华又启用抗倭名将胡宗宪，先后又网罗了一批将才，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唐顺之、王崇古、卢镗等等，他们对平定嘉靖后期的倭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说明严嵩对北虏南倭的政策于国是有功的，至少并无大错。\x0d\x0a （5）关于严嵩之贪鄙\x0d\x0a 严嵩之“贪鄙”是令他声名狼籍的原因之一。\x0d\x0a 王宗茂《皇明经世文编·纠劾误国辅臣疏》：“嵩挠吏部之权，则每选额要二十员名，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天下名区，听其拣择。┅┅嵩揽兵部之权，则每选亦额要十余员名，管事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自指挥而上以至总兵，┅┅果价或至千金。”\x0d\x0a “如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论劾，自分莫逃，欲潜搬家属回籍，其他财物玩好，不暇殚述，但闻治装之时，有一家人请检点金银器皿以纪入库之数。前列数十桌，嵩坐于后，愈出愈奇，惟见桌之前增，椅之后退，尚无置处，盖不知其数目。”\x0d\x0a 邹应龙《皇明经世文编·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x0d\x0a 《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熷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x0d\x0a 赵善政《宾退录》：“严世蕃之籍，有金丝帐，累金丝为之……又有金溺器等物，执政者以为不可闻，令销之以金数报。”\x0d\x0a 严嵩之贪，正史稗乘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记载比比可征。\x0d\x0a 严嵩家被籍没时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世宗实录·四十四年三月》条月：“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x0d\x0a 陈弘谟《继世余闻》：“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x0d\x0a 世宗令将籍没的财产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而当时仅10万两入库，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世宗实录》卷519）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徐阶是否故意虚报，以张大严嵩父子的过恶呢？从史料来看是有的，连徐阶主持编修的《世宗实录》也难掩其真相。卷544称：“比籍没严氏，赀财巳稍稍散逸，按臣奉诏征之，急不能如数，乃听孔（彭孔，被徐阶定为严氏‘逆党’）等指攀，于是株蔓及于无辜，一省骚扰矣。”万厉年间籍没张居正时，《明史·赵锦传》载左都御使赵锦曾上疏规劝神宗：“方圣祖肃皇帝时，故大学士严嵩，特受眷知首参机务，每不能仰体圣祖所倚毗之心，而专怙宠行私。其子世蕃，复大为奸利。于是中外切齿，言者四起。而圣祖方旋悟疚逐，命收捕世蕃。而言者犹忿恨不巳，至谓世蕃有谋叛状。于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时承勘者与抚按诸臣，惧无以上应明诏，重干不测，则虚上所当籍事，而其实不符，则又株连影捕，旁搜近取以足之。圣祖以为所籍之物，而不知其强半出于无辜之民、闾阎之间。”他还说道：“初抄没世蕃，命下仓卒，所得犹仅若此！”严氏巨额资财既不在犯家，国家亦未收，也未隐慝流失，这只能说明它根本就不存在，是被政敌徐阶恶意夸大了！如果说严嵩之贪“犹仅若此”，那么，我们对沈练、杨继盛、邹应龙等所指控严氏贪黩的真实性，就不能不大加怀疑了。\x0d\x0a 严嵩素有贪名，而徐阶素有廉名。而作为“廉吏”的徐阶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虽是无法统计，却令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其时徐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退还农民些许田产，暗中却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保住了他庞大的田产。《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任了十五年首辅，而徐阶仅任了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家的15倍！仅以田产相比，孰贪孰廉岂不昭然若揭了吗！\x0d\x0a （6）严嵩之为人\x0d\x0a 钱谦益《列朝诗集·严少师嵩》：“少师初入词垣，负才名，谒告返里，居钤山之东堂，读书屏居者七年，而又倾心折节，交结胜流，如杨用修辈，相与倚合，名满天下，以公辅望归之。”这说明严嵩是颇有文才的，诗文且典雅清新、深入浅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文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四友斋丛说摘抄》）以这样的文才撰写青词，当然会受到世宗的赏识；《明史·严嵩传》称严氏“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看来，这也是不实之词。此外，严嵩待人也有度量，《罪惟录》载：“林一新者，以佥事分巡，嵩仆有不法，执笞之。一新入贺京师，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约束家人，顾及大义，与徐阶纵恶子弟横行乡里，何啻天壤之别。\x0d\x0a 严嵩很注意奖掖擢选人才以为国用。《列朝诗集·唐顺之传》：“顺之于学，无所不窥，大则天文乐律，小则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诘。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间，转战淮海，遂以身殉，可谓志士者矣！”同书“尹耕传”：“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瓒宗，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崇祯年间做过大学士的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徐华亭（阶）语张襄惠（岳）儿曰：‘严氏当国二十年，制阃不入一钱，没，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犹使贤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x0d\x0a 《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32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这类颇值嘉许的事，竟在《明史·严嵩传》中缺载。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说明此老无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恶。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x0d\x0a 《皇明大事记·严嵩》载有一些严嵩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严嵩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可见严嵩名节被“帝王家谱”诬之深矣！\x0d\x0a （7）余论\x0d\x0a 世宗之初，对百年积弊和朝政是颇多革新的。谈迁在《国榷》（卷64）中予以很高评价：“世庙起正德之衰”，“厘正诸儒，严迪德之选；革藩镇之诸阉，废畿甸之皇庄，夺外戚之世封，抑司礼之柄用，┅┅”朝政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过于果断革除镇守中官，正如《明史·张忠传》所言：“（世宗）尽撤镇守内臣及典京堂仓场者，终四十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嘉靖十年行“一条鞭”法，变革赋税，社会经济大有发展。如果说嘉靖初年君相有鼎革之力，那么，与世宗厮守了十五乃至二十余年的严嵩，岂能无守成之功？
严嵩简介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明朝权臣严嵩生平
严嵩（1480－1567）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汉族江右民系，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人，他是明朝重要权臣，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书法造诣深，擅长写青词（实为其子严世藩代笔，严世藩极为擅长写青词），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一。 《明史》把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说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透过戏曲和文艺作品，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然而多年来，有关严嵩是否大奸臣，仍然争议不休。另外来自严嵩故乡分宜的学者，包括严曰文、严小平等人却对严嵩的评价采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他也具有忠君爱民，知人善用的一面，而且政绩卓著。 《明史》把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说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透过戏曲和文艺作品，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然而多年来，有关严嵩是否大奸臣，仍然争议不休，这些争议主要围绕着他专国擅政，逼害忠良与及巨贪恶富的指控。另外来自严嵩故乡分宜的学者夏言简介，包括严曰文、严小平等人却对严嵩的评价采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他也具有忠君爱民，知人善用的一面夏言简介，而且政绩卓著。 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云：“王元美云：‘孔雀虽有毒，不掩其文章。’谓严嵩也。” 《明史·王世贞传》称严嵩“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 清纪昀编撰《四库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存目》时，评严嵩诗集《钤山堂集》：“嵩虽怙宠擅权，其诗在流辈之中，乃独为迥出。王世贞《乐府变》云：‘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论也。然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以昭彰瘅之义焉。” 清张廷玉于《明史》说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 著名史学家曹国庆认为严嵩在书法上成名，是他初入翰林院的时候。明代的翰林院网罗了天下的科举人才，相当于中央的智囊团和书记处。严嵩的经义文章每每列为首选，他的诗词唱酬之作也常在宴集中力拔头筹，于是，人们在欣赏他的文章的同时，又领略了他的书法技艺，观其文便可获双重享受。此后，由翰林院而及其他任上，由京师而及地方，士林中便多有以得其墨宝为荣者。钤山归隐的八年间，严嵩又精研了许多书法字贴，书法造诣精湛。至今在北京还留有他的书法遗迹“六必居”等题额10多处。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山东曲阜的“圣府”、杭州西湖岳飞庙的“满江红”（但落款后被改为夏言）同调词等全国知名景点20多处还保留了他的书法遗迹。 Tags：
严嵩简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明朝权臣严嵩生平
严嵩（1480－1567）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汉族江右民系，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人，他是明朝重要权臣，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书法造诣深，擅长写青词（实为其子严世藩代笔，严世藩极为擅长写青词），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一。
《明史》把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说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透过戏曲和文艺作品，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然而多年来，有关严嵩是否大奸臣，仍然争议不休。另外来自严嵩故乡分宜的学者，包括严曰文、严小平等人却对严嵩的评价采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他也具有忠君爱民，知人善用的一面，而且政绩卓著。
《明史》把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说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透过戏曲和文艺作品，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然而多年来，有关严嵩是否大奸臣，仍然争议不休，这些争议主要围绕着他专国擅政，逼害忠良与及巨贪恶富的指控。另外来自严嵩故乡分宜的学者，包括严曰文、严小平等人却对严嵩的评价采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他也具有忠君爱民，知人善用的一面，而且政绩卓著。
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云：王元美云：‘孔雀虽有毒，不掩其文章。’谓严嵩也。
《明史·王世贞传》称严嵩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
清纪昀编撰《四库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存目》时，评严嵩诗集《钤山堂集》：嵩虽怙宠擅权，其诗在流辈之中，乃独为迥出。王世贞《乐府变》云：‘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论也。然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以昭彰瘅之义焉。
清张廷玉于《明史》说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
著名史学家曹国庆认为严嵩在书法上成名，是他初入翰林院的时候。明代的翰林院网罗了天下的科举人才，相当于中央的智囊团和书记处。严嵩的经义文章每每列为首选，他的诗词唱酬之作也常在宴集中力拔头筹，于是，人们在欣赏他的文章的同时，又领略了他的书法技艺，观其文便可获双重享受。此后，由翰林院而及其他任上，由京师而及地方，士林中便多有以得其墨宝为荣者。钤山归隐的八年间，严嵩又精研了许多书法字贴，书法造诣精湛。至今在北京还留有他的书法遗迹六必居等题额10多处。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山东曲阜的圣府、杭州西湖岳飞庙的满江红（但落款后被改为夏言）同调词等全国知名景点20多处还保留了他的书法遗迹。
庚戌之变的结果和意义：庚戌之变有什么历史影响
庚戌之变又称庚戌虏变、庚戌之乱，是明世宗在位时期的一次蒙古的侵犯明朝事件。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鞑靼土默特部领袖俺答率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重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
明世宗即拜仇鸾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 兵部尚书丁汝夔请问严嵩如何战守。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会意，戒诸将勿轻举。诸将皆坚壁不战，不发一矢。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仍由古北口退去。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责。因这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使得明朝政府勉强答应“通贡互市”，实际实施却拖延反悔，只在次年（1551年）在大同开马市。但毕竟坚冰已破，而且互市的好处也逐渐为明朝统治集团所认识，于是，当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负气出走明朝时，这一偶然事件却促成了蒙、明贸易的正常化。从此，这块双面舞台自丰州城被毁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期拉开了序幕，而影响更加深远、持久的走西口人口大迁徙也从此拉开了序幕。
庚戌之变此后20余年，俺答连年南下掳掠，长城沿线的百姓深受其害，明世宗亦对蒙古深恶痛绝，史载他“苦虏之扰，最厌见‘夷狄’字面……世庙晚年，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 至1570年双方最终达成和议，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服属中央朝廷，长城一带才开始得到安宁。
庚戌之变的介绍
庚戌之变又称庚戌虏变，是明世宗在位时期的一次蒙古的侵犯明朝事件。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鞑靼土默特部领袖俺答率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重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明世宗即拜仇鸾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1兵部尚书丁汝夔请问严嵩如何战守。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会意，戒诸将勿轻举。诸将皆坚壁不战，不发一矢。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仍由古北口退去。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责。因这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明史严嵩传及全文翻译
《明史·严嵩传》原文：严嵩，字惟中，分宜人。举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移疾归，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还朝，久之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嘉靖七年历礼部右侍郎，迁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改吏部。居南京五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会廷议更修《宋史》，辅臣请留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及夏言入内阁，命嵩还掌部事。嵩科第先夏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事之谨尝置酒邀言躬诣其第言辞不见嵩布席展所具启跽读言谓嵩实下己不疑也。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因刻沈水香冠五，赐言等。言不奉诏，帝怒甚。嵩因召对冠之，笼以轻纱。帝见，益内亲嵩。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大将军仇鸾，始为曾铣所劾，倚嵩倾铣，遂约为父子。已而鸾挟寇得帝重，嵩犹儿子蓄之，浸相恶。嵩密疏毁鸾，帝不听，而颇纳鸾所陈嵩父子过，少疏之。嵩当入直，不召者数矣。嵩见徐阶、李本入西内，即与俱入。至西华门，门者以非诏旨格之。嵩还第，父子对泣。时陆炳掌锦衣，与鸾争宠，嵩乃结炳共图鸾。会鸾病死，炳讦鸾阴事，帝追戮之。于是益信任嵩，遣所乘龙舟过海子召嵩，载直西内如故。世蕃寻迁工部左侍郎。倭寇江南，用赵文华督察军情，大纳贿赂以遣嵩，致寇乱益甚。及胡宗宪诱降汪直、徐海，文华乃言：“臣与宗宪策，臣师嵩所授也。”遂命嵩兼支尚书俸无谢，自是褒赐皆不谢。豁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浸厌之，而渐亲徐阶。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旨。馥进昔词；又鱼褪手他人不能量经此积袅帝欢。采见。帝有意去嵩。译文：严嵩，字惟中，分宜人。孝中弘治十八年中进士，改任庶吉士，又授为编修。因病辞职回乡，在钤山读书十年，赋诗做文，在当地颇有清誉。后重返朝廷，不久晋升侍讲，代理南京翰林院事务。召任国子监祭酒。嘉靖七年任礼部右侍郎，升吏部左侍郎，再升南京礼部尚书，又改任吏部尚书。 在南京的第五年，严嵩以庆贺皇上生日来到京师。正好廷臣议论要修改《宋史》，宰辅大臣请留下严嵩，让他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的身份管理其事。到夏言入内阁后，便命严嵩回去执掌礼部事务。严嵩中进士比夏言早，但位在夏言之下。开始时他依靠夏言，对待他非常恭谨，曾设酒邀请夏言，并亲自到其府上相请，但夏言辞而不见。他铺开席子，将要陈述的东西展开，长跪诵读。夏言以为严嵩真的是尊崇他，便不再对他怀有疑心。皇上在奉祭路神时曾戴过香叶冠，便因此刻制了五顶沉水香冠，赐给夏言等人。夏言不接受，皇上非常愤怒。严嵩却趁皇上召见之时戴上香冠，并且还罩上一幅轻纱。皇上看见后，更从心里亲近严嵩。严嵩没有别的才略，只会一意向皇上献媚，窃取威权，骗取私利。皇上很相信自己英武明察，刑杀果断，并颇为自己护短，严嵩因此得以借事激怒皇上，残害别人以谋取个人私利。大将军仇鸾，当初被曾铣弹劾，后倚靠严嵩排挤曾铣，两人遂认作父子。后来仇鸾牵制敌寇，获得皇手诏，语言多不可理解，只有世蕃一目了然，答语无不正合皇上旨意。严嵩因接到的诏书多不能作答，便派人拿去问世蕃。而世蕃往往正沉溺于歌舞，不能按时作答。中宫使者相继捉弄严嵩，严嵩不得已只好自己动手，但往往不合皇上旨意。他所进呈的青词，又因多是别人代写的而写得不好，由此他逐渐失去皇上的欢心。不久，皇上有意疏远了严嵩。扩展资料：《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严嵩（1480-1567），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明朝内阁首辅，被《明史》列为“六大奸臣之一”。严嵩，明朝奸臣。1505年进士，历任编修、国子监祭酒、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首辅等职。诗文峻洁，擅写青词。
文言文《明史·严嵩传》原文内容
严嵩，字惟中，分宜人。长身戍削，疏眉目，大音声。举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移疾归，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还朝，久之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嘉靖七年历礼部右侍郎，奉世宗命祭告显陵，还言：“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雨霁。又石产枣阳，群鹳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帝大悦，从之。迁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改吏部。居南京五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会廷议更修《宋史》，辅臣请留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及夏言入内阁，命嵩还掌部事。帝将祀献皇帝明堂，以配上帝。已，又欲称宗入太庙。嵩与群臣议沮之，帝不悦，著《明堂或问》示廷臣。嵩惶恐，尽改前说，条画礼仪甚备。礼成，赐金币。自是，益务为佞悦。帝上皇天上帝尊号、宝册，寻加上高皇帝尊谥圣号以配，嵩乃奏庆云见，请受群臣朝贺。又为《庆云赋》、《大礼告成颂》奏之，帝悦，命付史馆。寻加太子太保，从幸承天，赏赐与辅臣埒。嵩归日骄。诸宗藩请恤乞封，挟取贿赂。子世蕃又数关说诸曹。南北给事、御史交章论贪污大臣，皆首嵩。嵩每被论，亟归诚于帝，事辄已。帝或以事谘嵩，所条对平无奇，帝必故称赏，欲以讽止言者。嵩科第先夏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事之谨，尝置酒邀言，躬诣其第，言辞不见。嵩布席，展所具启，跽读。言谓嵩实下己，不疑也。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因刻沈水香冠五，赐言等。言不奉诏，帝怒甚。嵩因召对冠之，笼以轻纱。帝见，益内亲嵩。嵩遂倾言，斥之。言去，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时嵩年六十余矣。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帝益谓嵩勤。久之，请解部事，遂专直西苑。帝尝赐嵩银记，文曰“忠勤敏达。”寻加太子太傅。翟銮资序在嵩上，帝待之不如嵩。嵩讽言官论之，銮得罪去。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同入阁，皆不预闻票拟事，政事一归嵩。赞尝叹曰：“何夺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嵩欲示厚同列，且塞言者意，因以显夏言短，乃请凡有宣召，乞与成国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及赞、璧偕入，如祖宗朝謇、夏、三杨故事，帝不听，然心益喜嵩，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久之，帝微觉嵩横。时赞老病罢，璧死，乃复用夏言，帝为加嵩少师以慰之。言至，复盛气陵嵩，颇斥逐其党，嵩不能救。子世蕃方官尚宝少卿，横行公卿间。言欲发其罪，嵩父子大惧，长跪榻下泣谢，乃已。知陆炳与言恶，遂与比而倾言。世蕃迁太常少卿，嵩犹畏言，疏遣归省墓。嵩寻加特进，再加华盖殿大学士。窥言失帝眷，用河套事构言及曾铣，俱弃市。已而南京吏部尚书张治、国子祭酒李本以疏远擢入阁，益不敢预可否。嵩既倾杀言，益伪恭谨。言尝加上柱国，帝亦欲加嵩，嵩乃辞曰：“尊无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称。国初虽设此官，左相国达，功臣第一，亦止为左柱国。乞陛下免臣此官，著为令典，以昭臣节。”帝大喜，允其辞，而以世蕃为太常卿。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练、徐学诗、杨继盛、周鈇、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谴。经、炼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俺答薄都城，慢书求贡。帝召嵩与李本及礼部尚书徐阶入对西苑。嵩无所规画，委之礼部。帝悉用阶言，稍轻嵩。嵩复以间激帝怒，杖司业赵贞吉而谪之。兵部尚书丁汝夔受嵩指，不敢趣诸将战。寇退，帝欲杀汝夔。嵩惧其引己，谓汝夔曰：“我在，毋虑也。”汝夔临死始知为嵩绐。大将军仇鸾，始为曾铣所劾，倚嵩倾铣，遂约为父子。已而鸾挟寇得帝重，嵩犹儿子蓄之，浸相恶。嵩密疏毁鸾，帝不听，而颇纳鸾所陈嵩父子过，少疏之。嵩当入直，不召者数矣。嵩见徐阶、李本入西内，即与俱入。至西华门，门者以非诏旨格之。嵩还第，父子对泣。时陆炳掌锦衣，与鸾争宠，嵩乃结炳共图鸾。会鸾病死，炳讦鸾阴事，帝追戮之。于是益信任嵩，遣所乘龙舟过海子召嵩，载直西内如故。世蕃寻迁工部左侍郎。倭寇江南，用赵文华督察军情，大纳贿赂以遣嵩，致寇乱益甚。及胡宗宪诱降汪直、徐海，文华乃言：“臣与宗宪策，臣师嵩所授也。”遂命嵩兼支尚书俸无谢，自是褒赐皆不谢。帝尝以嵩直庐隘，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朝夕赐御膳、法酒。嵩年八十，听以肩舆入禁苑。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然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嵩父子独得帝窾要，欲有所救解，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媺，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士大夫辐辏附嵩，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翟、许论辈，皆惴惴事嵩。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浸厌之，而渐亲徐阶。会阶所厚吴时来、张翀、董传策各疏论嵩，嵩因密请究主使者，下诏狱，穷治无所引。帝乃不问，而慰留嵩，然心不能无动，阶因得间倾嵩。吏部尚书缺，嵩力援欧阳必进为之，甫三月即斥去。赵文华忤旨获谴，嵩亦不能救。有诏二王就婚邸第，嵩力请留内。帝不悦，嵩亦不能力持。嵩虽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及嵩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嵩请留侍京邸。帝许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拟，而日纵淫乐于家。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旨。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经此积失帝欢。会万寿宫火，嵩请暂徙南城离宫，南城，英宗为太上皇时所居也，帝不悦。而徐阶营万寿营甚称旨，帝益亲阶，顾问多不及嵩，即及嵩，祠祀而已。嵩惧，置酒要阶，使家人罗拜，举觞属曰：“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阶谢不敢。未几，帝入方士蓝道行言，有意去嵩。御史邹应龙避雨内侍家，知其事，抗疏极论嵩父子不法，曰：“臣言不实，乞斩臣首以谢嵩、世蕃。”帝降旨慰嵩，而以嵩溺爱世蕃，负眷倚，令致仕，驰驿归，有司岁给米百石，下世蕃于理。嵩为世蕃请罪，且求解，帝不听。法司奏论世蕃及其子锦衣鹄、鸿，客罗龙文，戍边远。诏从之，特宥鸿为民，使侍嵩，而锢其奴严年于狱，擢应龙通政司参议。时四十一年五月也。龙文官中书，交关为奸利，而年最黠恶，士大夫竞称萼山先生者也。嵩既去，帝追念其赞玄功，意忽忽不乐，谕阶欲遂传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阶极陈河，帝曰：“卿等不欲，必皆奉君命，同辅玄修乃可。严嵩既退，其子世蕃已伏法，敢更言者，并应龙俱斩。”嵩知帝念己，乃赂帝左右，发道行阴事，系刑部，俾引阶。道行不承，坐论死，得释。嵩初归至南昌，值万寿节，使道士蓝田玉建醮铁柱宫。田玉善召鹤，嵩因取其符箓，并己祈鹤文上之，帝优诏褒答。嵩因言：“臣年八十有四，惟一子世蕃及孙鹄皆远戍，乞移便地就养，终臣余年。”不许。其明年，南京御史林润奏：“江洋巨盗多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龙文居深山，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世蕃得罪后，与龙文日诽谤时政。其治第役众四千，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诏下润逮捕，下法司论斩，皆伏诛，黜嵩及诸孙皆为民。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其坐世蕃大逆，则徐阶意也。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明史严嵩传及全文翻译
《明史·严嵩传》原文：严嵩，字惟中，分宜人。举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移疾归，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还朝，久之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嘉靖七年历礼部右侍郎，迁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改吏部。居南京五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会廷议更修《宋史》，辅臣请留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及夏言入内阁，命嵩还掌部事。嵩科第先夏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事之谨尝置酒邀言躬诣其第言辞不见嵩布席展所具启跽读言谓嵩实下己不疑也。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因刻沈水香冠五，赐言等。言不奉诏，帝怒甚。嵩因召对冠之，笼以轻纱。帝见，益内亲嵩。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大将军仇鸾，始为曾铣所劾，倚嵩倾铣，遂约为父子。已而鸾挟寇得帝重，嵩犹儿子蓄之，浸相恶。嵩密疏毁鸾，帝不听，而颇纳鸾所陈嵩父子过，少疏之。嵩当入直，不召者数矣。嵩见徐阶、李本入西内，即与俱入。至西华门，门者以非诏旨格之。嵩还第，父子对泣。时陆炳掌锦衣，与鸾争宠，嵩乃结炳共图鸾。会鸾病死，炳讦鸾阴事，帝追戮之。于是益信任嵩，遣所乘龙舟过海子召嵩，载直西内如故。世蕃寻迁工部左侍郎。倭寇江南，用赵文华督察军情，大纳贿赂以遣嵩，致寇乱益甚。及胡宗宪诱降汪直、徐海，文华乃言：“臣与宗宪策，臣师嵩所授也。”遂命嵩兼支尚书俸无谢，自是褒赐皆不谢。豁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浸厌之，而渐亲徐阶。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旨。馥进昔词；又鱼褪手他人不能量经此积袅帝欢。采见。帝有意去嵩。译文：严嵩，字惟中，分宜人。孝中弘治十八年中进士，改任庶吉士，又授为编修。因病辞职回乡，在钤山读书十年，赋诗作文，在当地颇有清誉。后重返朝廷，不久晋升侍讲，代理南京翰林院事务。召任国子监祭酒。嘉靖七年任礼部右侍郎，升吏部左侍郎，再升南京礼部尚书，又改任吏部尚书。在南京的第五年，严嵩以庆贺皇上生日来到京师。正好廷臣议论要修改《宋史》，宰辅大臣请留下严嵩，让他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的身份管理其事。到夏言入内阁后，便命严嵩回去执掌礼部事务。严嵩中进士比夏言早，但位在夏言之下。开始时他依靠夏言，对待他非常恭敬，曾设酒邀请夏言，并亲自到其府上相请，但夏言辞而不见。他铺开席子，将要陈述的东西展开，长跪诵读。夏言以为严嵩真的是尊崇他，便不再对他怀有疑心。皇上在奉祭路神时曾带过香叶冠，便因此刻制了五顶沉水香冠，赐给夏言等人。夏言不接受，皇上非常愤怒。严嵩却趁皇上召见之时戴上香冠，并且还罩上一幅轻纱。皇上看见后，更从心理亲近严嵩。严嵩没有别的才略，只会一意向皇上献媚，窃取威权，骗取私利。皇上很相信自己英武明察，刑杀果断，并颇为自己护短，严嵩因此得以借事激怒皇上，残害别人以谋取个人私利。大将军仇鸾，当初被曾铣弹劾，后倚靠严嵩排挤曾铣，两人遂认作父子。后来仇鸾牵制敌寇，获得皇手诏，语言多不可理解，只有世蕃一目了然，答语无不正合皇上旨意。严嵩因接到的诏书多不能作答，便派人拿去问世蕃。而世蕃往往正沉溺于歌舞，不能按时作答。中宫使者相继捉弄严嵩，严嵩不得已只好自己动手，但往往不合皇上旨意。他所进呈的青词，又因多是别人代写的而写的不好，由此他逐渐失去皇上的欢心。不久，皇上有意疏远了严嵩。扩展资料：《明史》创作背景：1，清朝入主中原后，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癸亥（十一日），御史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注：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的记载，见于《清世祖实录》卷15，何冠彪《顺治朝〈明史〉编纂考》一文首揭此事。但清廷何时决议纂修，尚无确切史料证实。2，清代官书中亦不见有关纂修《明史》的诏令，《清世祖实录》中仅见几位总裁于顺治二年五月癸未的上奏，其中言，“臣等钦奉圣谕，总裁《明史》”，并提出副总裁及纂修人员名单。这种“钦奉圣谕”，很可能仅是早朝时的口头指示而已。3，以往论著称顺治二年五月“诏修《明史》”，表述确实有所不当，准确言之为：顺治二年五月，清廷组成《明史》的纂修人员。），得到了清廷认可。4，其后，大学士冯铨、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操办此事。是年五月，由总裁提名副总裁和纂修官，并设收掌官七员，满字誊录十员，汉字誊录三十六员， 揭开了清朝官方纂修《明史》的序幕。4，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明史》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5，如果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假如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