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内阁制度是怎样形成的？
明朝内阁制度真正确立是从明成祖朱棣的时候，一直维持到明朝灭亡。明朝内阁是辅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的顾问机构，虽然后来权势日大，但是因为没有决策权不得不受到司礼监太监的压制，内阁辅臣必须与宦官合作才能执掌大政。明朝建国之初并没有内阁，而是沿袭元朝制度设立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明朝开国功臣李善长、徐达、胡惟庸等人都担任这些职位。但是丞相统领百官、权力过大，影响到了朱元璋的皇权，因此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丞相胡惟庸被诛，丞相职务被彻底废除，皇帝直接掌管六部大权独揽。但是朱元璋毕竟是个人，难以凭自己处理全国政务，仿照宋朝制度设立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文华殿大学士辅助自己处理朝政，这就是内阁的雏形。明成祖朱棣继位后一直忙着两件大事迁都北京和北伐蒙元残余，因此长年不在南京，为了不耽误政事不得不成立内阁，为了制衡皇帝执掌决策权，内阁执掌议政权，六部分掌行政权。永乐中期以后，内阁职权渐重，兼管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内阁开始参与批阅章奏，允许阁臣把批阅建议写在纸上并贴在奏章上，最后呈送给皇帝亲自御批，称之为票拟；明仁宗朱高炽登基后，因为内阁杨士奇、杨荣等人都是东宫的老人，因此加封内阁大臣为大学士，身兼六部官职，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1449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俘，宦官、勋贵两大集团受到打击，明代宗朱祁钰是文官集团一手捧起来的，因此内阁权力更大，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嘉靖帝继位后，将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万历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的巅峰，内阁首辅张居正趁着皇帝年幼，拉拢大太监冯保让内阁成为真正的权力中枢，可惜张居正死后，内阁权力又被削弱了。但是从明宣宗朱瞻基提高内阁职权开始，同时设立内书堂教太监们读书识字，让司礼监成为压制内阁的机构。内阁手下有三法司，司礼监有锦衣卫、东厂；内阁手下有总督、巡抚，司礼监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内廷、外廷相互制约确保了明朝皇帝吃喝玩乐中依然掌控天下。
明代内阁是一种什么样的官职？
根据畅读文研院发现，明朝内阁属于明朝的行政中枢，内阁辅臣的人数为一至七人不等，内阁首辅职权相当于丞相，但必须与宦官结合，才能执掌大权。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宰相制，将中书省的权力分给六部，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等同于皇帝兼任宰相，君主专制达到顶峰。明成祖即位后，因为不断对外用兵，在国家政务上无法事必躬亲，由此，一个类似于皇帝助理的机构——内阁，孕育而生。明成祖初期内阁的权力不大，仅有议政权，决策权在皇帝手中，行政权在六部手中。这时候的内阁有点类似古代的幕僚、谋士，为皇帝出谋划策。明成祖中期以后，内阁的权力有所扩大，监管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正所谓只要是皇帝最亲近的人，一定为走上权力的顶峰，清朝军机处里走出来的人不也如此。明宣宗时期，内阁的权力再次上升，拥有“票拟”之权。全国大小奏章，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随着内阁的权力不断扩大，到明成化、弘治时期，内阁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到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内阁权力达到鼎盛，著名的严嵩专权，张居正改革，这时候内阁的地位近乎于现代的首相。这里需要提一点，虽然内阁的权力很大，但不得不与宦官合作，因为明朝中后期，宦官享有对内阁“票拟”的“批红”权力。“批红”是指皇帝在内阁的“票拟”上用红字做批示，就其权力性质而言，“批红”属于最高决策权。明朝中后期，因为皇帝多深居后宫，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批红”大权，因此内阁受制于司礼监。有人说这也皇帝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的表现，其实内阁是越来越受制于司礼监，皇帝宠信司礼监时，司礼监尽夺内阁权力，如武宗时刘瑾、熹宗时魏忠贤，大权独擅；否则就是权相出现，如嘉靖时严嵩、万历时张居正，把持朝政。而严嵩、张居正之显赫，还得讨好司礼监，就是明证。因此，虽然明朝内阁权力大，近乎现代首相，却也是两头需要讨好，懂得阿谀奉承的人。
明朝内阁有什么职位？
职位有：内阁首辅、次辅及其他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即内阁中位列第一的辅臣。其一，票拟权。票拟权起初并非由内阁辅臣独享，更不为首席内阁大学士垄断。但后来，票拟权逐渐专归于内阁，在内阁之中又由内阁首辅执笔主稿，首辅委托则其他阁臣可以执笔。嘉靖以后，首辅趋于专断票拟，不仅主稿，而且不容其他阁臣置喙。一方面，首辅极力维护其“主票拟”的地位；另一方面，其他阁臣一旦受命与首辅共主票拟，则意味着他将取而代之。此后，首辅对票拟权的主掌，在天启、崇祯年间先后受到过魏广微和倪元珙上书的冲击，但大体维持了下来。 其二，对六部的影响力。严嵩、张居正等内阁首辅在事实上控制了六部，张居正还试图通过”考成法“使这种控制正规化。其三，位次。随着地位的提升，阁臣常拥有各部尚书的兼衔，虽起初与六部的实任尚书仍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后则慢慢反超，科举读卷时的次第反映出了这种微妙的变化，朝会位次亦然。此外，自李贤以后，内阁首辅的加官都在正二品及以上。概括而言，内阁首辅一般官以“少师太子太师兼吏部尚书”（但不绝对），位列文臣之首。此外，在内阁书写诏旨、奏议朝政、封驳帝命、保荐人才、辅导太子、主持修书、外出督师等职权中，内阁首辅（包括早期的首席内阁大学士）也有参与，在集体奏议等情形下具领衔地位。也有学者就其中的封驳帝命，讨论内阁首辅的“封还执奏”权，不过学界一般把封还执奏视作内阁整体的权力，其对于内阁首辅的专属性似不明显。还有学者探讨内阁首辅在党争过程中运用的司法权等等。内阁次辅，协助首辅而地位仅次于首辅的大学士。内阁大学士，官名，明代为正五品，包括中极殿大学士（旧名华盖殿大学士）、建极殿大学士（旧名谨身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主要职责包括票拟批答、上传下达等。
明代内阁制度的发展、特点和影响
发展：永乐中期以后，内阁职权渐重，兼管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后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仁宗朱高炽时，明仁宗因杨士奇、杨荣等为东宫旧臣，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之后杨士奇、杨荣等人均兼有尚书职位，虽然身居内阁，其头衔均以尚书为尊。自此，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年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自此之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权力更大。虽有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末年的反复，可到成化年、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所行之事被认为多荒谬不经。可也有有杨廷和等阁老撑着，未成大乱。明世宗朱厚璁的嘉靖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到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的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一样了。特点：1、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从永乐开始，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皇帝“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但是，他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谁也不愿从已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分享。所以内阁进展缓慢，而且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2、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阁臣与皇帝矛盾，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很多反映为阁臣在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皇权与内阁矛盾，亦反映为明代阁臣善终者少，有政绩的不多。明代内阁权力不稳定，虽然有严嵩，张居正之显赫，但他们一是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一般阁臣来说，由于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入阁后权力之大小，只决定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连续性。影响：明朝内阁制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内阁制度随着皇权的高度强化而建立，权利的来源，由君主所授予，对君权的制约作用有限。事无大小，内阁都要秉承君主的旨意行事，遂成为君主加强专制的工具，因此明代的君主专制比前代尤甚，助长了君主专制。历史发展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朱棣派翰林院官员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渐有“内阁”之称。起初，内阁诸辅臣虽有位次先后，但地位相近，职权也没有明显差异。后来，阁臣逐渐分化，“三杨”和陈循相继在内阁中拥有了相对特殊的地位。大致到天顺、成化年间李贤为首席辅臣期间，“首辅”产生并逐渐制度化。到嘉靖年间，在谕旨、诏令中，明世宗首次正式使用首辅、元辅、首臣、首相等对首席内阁大学士加以称呼。嘉靖、隆庆至万历初年，内阁首辅权力较重。在内阁中，他们趋于专断票拟，不仅主稿，而且不容其他阁臣置喙；在内阁外，他们对六部的影响力也较为强大。与此同时，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相继围绕首辅之位展开激烈争夺。至张居正，内阁首辅的权力达到顶峰，一方面他是内阁的长官，阁僚则降为首辅的属员；另一方面，部院员缺，特别是吏、兵二部尚书的推用，实际也均由张居正决定。张居正死后，内阁首辅的权力在皇帝的不信任、内阁与六部的斗争以及宦官权力再次膨胀的情况下走向衰落。包括内阁首辅在内的内阁大臣大都碌碌无为，浮沉守位，没有再出现此前一类”权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