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与韩国有过战争吗？
中韩：又《三国志》《濊传》载：“正始六年（245），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以领东濊属句丽，兴师伐之，不耐侯等举邑降。”则刘茂、弓遵别部于正始六年又攻打了濊貊 !
这样一来，整场战争的情况就大致清楚了：
公元244年8月，毋丘俭的大军步骑万人进入高句丽境内，先后在沸流水、梁口两度大败东川王，将号称有二万人的高句丽军诛灭一万八千余人，东川王偕同妻子及千余骑逃窜往东沃沮（又称南沃沮）。10月，魏军攻陷高句丽的首都丸都城，并屠之。随后，毋丘俭自在丸都一带坐镇，而别遣玄菟太守王颀追击东川王等人，另一路由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攻打曾依附于高句丽的不耐等濊貊种落。王颀的军队追至竹岭，再度大破东川王余部。随后，魏军杀至沃沮境内，将协助高句丽的邑落一并攻破，斩杀三千余人。东川王再逃入北沃沮境内，魏军进一步追讨。但高句丽王终于在部下的忠诚保卫下击杀一小队魏军而得以隐匿。王颀军主力则进一步向东北行，一直抵达北沃沮与肃慎的边境地带。而刘茂、弓遵也成功击溃了濊貊各邑，逼迫不耐濊侯举邑降。整个征剿行动至公元245年初基本结束，最终毋丘俭等刻石纪功并于245年5月回师凯旋。
虽然魏军在正面的战场上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并且王颀的别遣军攻至今俄罗斯滨海地区也属中国历史上对该区域的首次征服，但在背后却遭到了韩人的袭击。马韩百济臣智或许是受到了隐藏在韩人中公孙氏余孽的挑唆，竟然抖胆于244年末趁着乐浪、带方空虚偷袭劫掠乐浪郡的边民。这一行为无疑是具有挑衅性的，一方面可能是估计高句丽未必会败于魏军之手，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依仗着目支辰王的力量并有意挑起魏韩之间的矛盾。如果魏韩之间也发生了战祸，并且与高句丽战事相呼应起来，辽东及朝鲜就可能陷入一片混乱，到时候公孙氏的复国运动就极有可能实现，这才是公孙氏余孽的最终目的吧。
然而，高句丽在毋丘俭的大军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他们的连连败走使得魏军似乎轻易就能获得大胜。在244年8月至245年5月的不到一年时间内，魏军不但几乎将东川王的军队全数消灭，而且还攻破了东沃沮、北沃沮、濊貊等高句丽的附属国。所以，百济臣智尽管受到公孙氏余孽及自己野心的唆使，但也被魏军秋风扫落叶般的兵锋所震慑。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他也无法完成对韩人的煽动工作，如果继续坚持与魏廷作对只能是自取灭亡。因而，当乐浪太守刘茂为此事愤怒的消息传到百济时，臣智便战战兢兢地将所劫掠到的人口交还郡府，以免遭受到灭顶之灾。一方面是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回了人质，另一方面乐浪太守可能也考虑到高句丽、濊貊等存在的隐患，就没有进一步追究。这场风波便这么于244年底基本结束了。
也可能由于资料记载方面有缺漏的关系，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有百济方面的情形。事实上，韩人各邦国中未必只有该国采取了不友好的举动，存在其他小国的侵扰也完全是有可能的。韩人在244年至245年的骚动明显也令带方太守弓遵甚至是朝廷感到了压力。所以，当245年倭国使者难升米再度前来朝贡时，魏廷诏赐了他“黄幢”，并交付带方郡派郡使前往倭国假授。这次授予带有军事性质的“黄幢”极有可能就是希望倭人能够在南方牵制韩人，这说明魏国此刻已经有了更为深远的打算。不过，现在弓遵仍有其他重要的事务需要处理，带方郡使并没有立刻奔赴倭地完成使命。
由于前番大战并没有捉拿到高句丽的东川王，经过九个月休整的毋丘俭大军于正始七年（公元246年）2月再次出击，目标直指丸都。因为不久前刚遭受重创，位宫很快便退却，魏军又轻易取得胜利。5月，毋丘俭又会同刘茂、弓遵讨伐了濊貊，也获得大胜，各濊人城邑彻底归降，之后如同魏国百姓般地向乐浪、带方“军征赋调，供给役使。”
魏军正始七年上半年的这第二次征伐还有着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全面震慑不安分的韩人。与濊貊曾有勾结的韩人大多惧怕株连，随着濊人的彻底失败而纷纷向魏国表示臣服。于是在《三国志》《魏志》第四中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正始）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俭讨高句骊，夏五月，讨濊貊，皆破之。韩那奚等数十国各率种落降。”那奚国并不在《韩传》所列的七十八个韩人国家中，或许是不同记录者按照发音所比对的汉字不同，或许是另有其国。不过，这么多的韩人邦国投降无疑是令人喜悦的，表明魏国在半岛的势力达到了顶峰。甚至有学者将那奚国比定在半岛东南部邻近倭人地域的地方，如果是那样的话魏国所能控制的区域就更令人震惊了
然而，记载中明确这数十国是以那奚国为首的，其中并没有辰王所都的目支国。所以，这次臣服明显不是辰国邦联的行为，只是邦联部分成员私下联结的非法行径。魏国接受他们的投诚当然是对目支辰王在韩人中权威的无视，不论魏廷的目的是故意暗示还是疏忽大意，都已经构成了对辰王的侵犯。而那奚等数十国的背叛也令辰王无比恼火，他们不但私下结成邦联内的小同盟，还公然越过自己向他国效忠。因此，连带先前的百济袭击乐浪事件及魏廷诏赐难升米黄幢事件一同考虑，当事态发展到这步田地时，魏韩之间爆发战争已经顺理成章。万事俱备的魏国与盛怒之下的韩国都已经只需要一个形式上的借口而已了，而公孙氏余孽们希望魏韩开战的目的也即将达成，只不过此时开战究竟是有利于他们的复国运动还是将断送他们最后的希望难以预料罢了。
历史上中国与韩国有过战争吗？
中国在朝鲜半岛作战，最早就是唐朝的白江口海战。朝鲜半岛在公元1世纪左右进入三国时代，分成高句丽（又称高丽）、新罗、百济三个国家。公元6世纪时，和中国接壤的高句丽因为中国隋唐王朝的入侵，为抗衡中国，高句丽便与突厥、百济、以及与百济关系密切的日本结成同盟，而中国则与受到高句丽、百济威胁的新罗国结盟。公元660年（唐显庆五年）3月，百济国在高句丽国支持下，大举入侵新罗国，新罗军接连败北，新罗武烈王向中国求救。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统帅减肥，率13万唐军东渡讨伐百济。7月，百济军大败，百济王及百官被俘往长安，百济王朝崩溃。公元661年，百济僧人道琛联络百济遗臣密谋复国，两次派使者前往日本乞援，并请求放还在日本做人质的百济王子丰璋。662年春，日本天智天皇命阿昙比罗夫率170艘战船，护送百济王子回国。百济王子归国后，被扶位百济王，组织百济遗民对抗唐军，其间，日本企图在朝鲜半岛扶持亲日政权，向百济政权提供了大量援助。、但好景不长，公元663年，刚刚拼凑起来的百济朝廷千域财经网，因为内部权利划分不均而发生内讧，因百济王子要求，日本派重兵入朝，白江口海战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当日本出兵支援百济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唐高宗当即派右威卫大将军孙仁师率军增援和百济作战的刘仁轨、刘仁愿军。9月，唐军会合，刘仁轨决定先攻取“群凶所聚”的百济军巢穴周留城，认为“若克周留，诸城自下”。于是唐军分为二路：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将领金法敏率军从陆路前往周留城；刘仁轨则与部将杜爽减肥，及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战船护送粮船，由熊津沿白江（今韩国锦江）而下，从水陆前往周留城，以便水陆同举，攻打周留。27日，日本支援百济的水军先头船只在白江口遭遇刘仁轨军，双方进行交战，日军不利而退。28日，日军将领和百济国王会商，认为日军有战船400余艘，唐军仅百余艘，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盲目的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于是，未加整顿部署，便“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双方展开了激烈海战，唐军“左右夹船绕战”，打乱了日军阵形，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最终，日军战船全部被焚毁，一时间“海水尽赤”，数万日军或溺死、或被唐军捕获。在白江口失败的打击下，百济王逃往高句丽，余部全部归降，百济国彻底灭亡。白江口海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自公元664年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4道防线，此后日本调整对外政策，向唐朝臣服，开始以中国为师，谋求自强。扩展资料在此次战役中，唐朝水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水军打得大败，堪称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水战。此次战役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也是东北亚地区已知较早的一次具有国际性的战役，其以唐朝、新罗联军的胜利的最终结果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白江口之战，日本大败。此后日本一直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唐朝拜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日本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对中国叫板。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白江口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