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大主义的介绍
事大主义（朝鲜语：사대주의）是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是基于强弱力量对比情况之下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特指1392年—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朝称臣纳贡的政策。“事大”一词出自《孟子》中的“以小事大”一语，事大主义早期运用于中国历史上的割据分裂时期，后引入朝鲜并成为朝鲜王朝对华政策的代名词，如朝鲜礼曹中“事大司”居于各司之首，近代朝鲜开港后主张效忠清王朝的官僚集团被称为“事大党”，“事大”一词亦被广泛应用于朝鲜与中国有关的文书中。
事大主义的概况
事大主义作为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最早运用于中国。事大主义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像郑国、鲁国等紧邻大国的小国不得不择强而事，以保全其国家，而一旦违背，则往往招来亡国之祸。在儒家经典中，已多次阐述事大思想，如《周礼·夏官·司马》有言：“比小事大，以和邦国。”东汉·郑玄注：“比犹亲。使大国亲小国，小国事大国，相合和也。”这种理念也为《春秋》所肯定，《春秋左氏传》有言：“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因此西晋的孙楚在《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写道：“见机而作，《周易》所贵；小不事大，《春秋》所诛。”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每逢分裂割据的乱世之时，儒家的“事大”理念便会得到运用。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后秦君主姚兴虏获了南燕君主慕容超的母亲，慕容超派使者韩范前去索要母亲，姚兴问韩范：“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义？为当专以孝敬，为母屈也？”其言下之意便是要慕容超按“以小事大”的规矩来向他称臣。前凉权臣张瓘与诸将商议如何应对强大的前秦之时，诸将皆曰：“姚襄、张平一时之杰，各拥众数万，狼顾偏方，皆委忠献款，请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诛，惟君公图之。”由此可见“事大”理念作为一种乱世中的自保之策已深入人心。五代十国以后，随着分裂割据局面的再度出现，“事大”再度广泛应用于外交场合。当时南唐、吴越等南方小国面对已统一北方的后周、北宋等大国，被迫称臣纳贡，他们称这种政策为“事大”。如《新五代史》记载：“（南唐中主李璟）尽献江北地，世宗（周世宗柴荣）许之……始赐璟书曰：‘自有唐失御……倘坚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险。’”。又如《类说》卷五三引宋杨亿《谈苑》：“开宝中王师围金陵，李后主遣徐铉入朝，对于便殿，述江南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太祖（宋太祖赵匡胤）曰：‘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两宋、辽、西夏、金对峙时期，依然延续着“事大”这种外交传统，如《续资治通鉴·宋仁宗庆历四年》：“若以元昊于北朝失事大之体，则自宜问罪。”南宋对金国也不得不行“事大”之策，在1129年金军猛攻南宋、宋高宗逃亡海上之际，曾下诏说：“如金人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则朕于事大之礼，敢有不恭！”也就是说只要能苟安，便愿意向金国恭行“事大”之礼。不过总的来说，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事大”在中国只是特定时期才被运用，而真正称得上“事大主义”的便是中国的东邻——朝鲜半岛。
如何评价朝鲜半岛特有的“事大主义”?
事大主义早期运用于中国历史上的割据分裂时期，后引入朝鲜并成为朝鲜王朝对华政策的代名词；事大主义是基于强弱力量对比情况之下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特指1392年—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朝称臣纳贡的政策；坦白一点讲，这种事大主义实际上是对“弱国无外交”的一种呼应，是弱小国家期望自身和平发展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妥协大国、苟且求存的有点可悲甚至可以说有点类似乞讨的手段，与中国的地缘使其成为朝鲜半岛特有的一种外交政策。不得不说朝鲜是幸运的，古代中国的宽厚和礼让以及天朝上国的心态使其利用这种手段保全了自身。
如何评价朝鲜半岛特有的“事大主义”
事大主义是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是基于强弱力量对比情况之下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特指1392年—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朝称臣纳贡的政策。
从1895年起，朝鲜半岛脱离中国，正式开始与事大主义决裂;而对于事大主义的批判，也一直在进行中。这种对事大主义的批判的直接表现就是否定中国。
1945年朝鲜半岛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既而分裂为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均对历史上留下的遗产——事大主义持否定态度。事大主义被韩国当代的部分学者认为是朝鲜王朝末期妨碍朝鲜近代化的原因之一。而大韩民国总统朴正熙亦曾对事大主义进行批判。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事大主义的批判远甚于韩国，朝鲜的伟大领袖金日成更是不遗余力地批判事大主义。金日成全面否定事大主义，很大程度上并非民族大义使然，而是出于政治斗争的因素。1956年金日成表示既要反对亲苏派(即“莫斯科派”)的“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亲华派(即“延安派”)的“事大主义”，因而展开了对这两派的肃清。20世纪70年代主体思想确立之时，“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也被定为“主体思想的主要斗争对象”。——分析推理言语篇